淺論商業受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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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商業賄賂主體法律責任
[論文摘要] 商業賄賂在中國的迅速蔓延和泛濫成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法律規則的相對滯后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㈥》中針對商業賄賂犯罪刑法條文所作的修訂,為商業賄賂的有效懲治和防范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支持。但由于商業賄賂的復雜性、多樣性和立法的抽象性以及人的知識的有限性,刑事立法沒有也不可能對商業賄賂犯罪司法適用中的所有問題均——予以明確詳盡的規定。本文擬以《刑法修正案㈥》)關于商業受賄罪的規定為依據,對商業受賄罪適用中所存在的幾個主要爭議問題進行探討,以期為商業受賄罪之刑事立法在司法實踐中的準確適用提供些許幫助。　　　　商業賄賂雖然不是中國經濟的“特色”,但“透明國際”近年來公布的統計資料表明,中國已成為商業賄賂的重災區,其中,尤以醫療、電信、金融和建筑行業領域中的商業賄賂現象尤為猖獗。商業賄賂在中國的迅速蔓延和泛濫成災,固然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法律規則的相對滯后卻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之,在2006年年初中國拉開反商業賄賂戰役帷幕后不久,經長久醞釀并數易其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㈥》(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㈥》)即應聲出臺,其中針對商業賄賂犯罪刑法條文所作的修訂,不僅表明了中國政府堅決治理商業賄賂的決心和意志,更為重要的是,為商業賄賂的有效懲治和防范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供給和支持。但是,由商業賄賂的復雜性、多樣性和立法的抽象性以及人的知識的有限性所決定,刑事立法沒有也不可能對商業賄賂犯罪司法適用中的所有問題均一一予以明確詳盡的規定。為此,本文擬以《刑法修正案㈥》)關于商業受賄罪的規定為依據,對商業受賄罪適用中所存在的幾個主要爭議問題進行闡釋剖析,以期探求商業受賄罪的立法精神,實現刑事立法在司法實踐中的準確適用。　　一、主體范圍的界分　　由《刑法修正案㈥》第7條的規定可知,無論是公司、企業還是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只要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實施了商業賄賂行為,都有構成商業受賄罪的可能。對此,有兩個問題值得研究。　　1.關于“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的認定　　顯然,這一問題的解決,關鍵在于“其他單位”的界定,而理論界和實務部門對此則是歧見紛紜,莫衷一是。筆者以為,雖然修訂后的刑法典第163條擴大了商業受賄罪的主體范圍,但從其依然保留商業受賄罪身份犯的立法模式以及將“其他單位”與“公司、企業”并列加以規定的立法技術不難看出,這里的其他單位,至少應當具備以下基本特征:(1)形式合法性。即單位必須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經過法定主管部門的依法審批而設立。至于設立的目的是否合法即實質合法性是否具備,僅對單位犯罪中的犯罪主體單位的認定有意義,對于商業受賄行為人所在單位的認定,則不生任何影響。(2)組織性。即“其他單位”作為一種與公司、企業相并列的社會組織,不僅應由相當數量的基本固定的工作人員組成,而且應具有一定的組織機構。(3)有一定的經費和財產。這是單位開展社會活動的物質基礎,也是單位履行法定義務的物質保證。至于單位經費或者財產的具體來源如何,只要不是全部來自國家財政撥款或者國有資產,在所不問。(4)有一定的獨立性。完全沒有獨立性的社會組織不能稱之為刑法中的單位,而作為刑法中的單位,也無須是享有完全獨立決策權的組織,否則,即是混淆了單位與法人之間的區別界限。所以,刑法中的單位應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即在一定的范圍內,能夠以自己組織的名義獨立地進行社會活動,并獨立地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個體工商戶和農村的個體經營戶是否屬于單位?有學者在肯定單位不受所有制性質限制的同時,認為個體經濟也可以成為刑法中的單位。筆者認為,雖然法律規定,個體工商戶可以請三個幫手,但在現實生活中,個體工商戶和農村個體經營戶在生產經營中的一切事項,均由個體經營者自行決定,既沒有一定的組織機構,更沒有組織性可言,自不能以刑法上的單位視之。無論是個體工商戶、農村個體經營戶本人,還是其所請的幫工、學徒,均不能成為商業受賄罪的主體。　　2.為了更準確的把握商業受賄罪的主體，有必要對商業受賄罪與受賄罪的主體加以區分　　根據刑法典第163條和第385條的規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是區分商業受賄罪與受賄罪的主要標準之一。而所謂國家工作人員,根據刑法典第93條的規定,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據此,可將國家工作人員分為以下三種類型:一是在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二是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三是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不難看出,國家工作人員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其任職單位的性質如何,而在于其是否“從事公務”,即代表國家行使組織、領導、監督等公共事務的管理職能。由此決定,“從事公務”須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具有管理性,即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這里的公共事務比較廣泛,既可以是國家事務,也可以是社會事務和集體事務,其范圍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文體、衛生、科技以及同社會秩序有關的各種事務的管理;二是具有國家代表性,即這種活動是代表國家進行的,是一種國家管理性質的行為,而不是代表某個人、某個集體、某個團體的行為。簡言之,這種活動是國家權力的一種體現,或者是國家權力的派生權力的一種體現,既有別于私力活動,也與勞務和社會一般服務性質的活動有別。凡是實施商業受賄行為時不具備國家公務職責的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無論其身份如何,工作性質怎樣,都不能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當然也就沒有成立受賄罪的可能,而只可能以商業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二、法律責任的解讀　　在美國《反海外腐敗法》中,商業賄賂行為人的法律責任不僅限于刑事責任,而且還及于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例如,對公司或其他商業實體處以最高200萬美元的罰金,對官員、董事、股東、雇員和代理人處以最高10美元的罰金和最高5年的監禁。并且,根據選擇性罰金法案的規定,這些罰金可能在實際上更高,最高可達被告方通過支付腐敗付款尋求的違法所得的兩倍,對個人判處的罰金不能由其雇主或負責人支付。而從我國《刑法修正案㈥》的規定來看,對于商業受賄罪的處罰,似乎只限于刑事責任,具體分為兩個檔次,即:基本量刑幅度和加重量刑幅度,前者的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者的法定刑則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司法人員在對商業受賄罪的行為人進行法律制裁時,只能考慮適用刑事處罰呢?當然不是。眾所周知,刑法典由總則和分則組成。總則是分則的靈魂和統帥,分則不過是總則規定的具體運用而已。而在我國刑法典第36條、第37條中,早已明確規定:“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犯罪分子,同時被判處罰金,其財產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處沒收財產的,應當先承擔對被害人的民事賠償責任。”“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故在筆者看來,司法部門在確定商業受賄罪行為人的法律責任時,也應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有針對性地適用刑事制裁、民事制裁以及行政制裁,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制裁方式和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司法效益。為此,特別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⒈關于民事責任的強化　　與受賄罪這種無被害人犯罪所不同的是,商業受賄行為的實施,因對商業信用和市場競爭機制的破壞,常常導致除商業行賄人以外的其他競爭對手和社會公眾合法利益的損失,實踐中,有的競爭對手因交易機會的喪失而失去了預期的應得經濟利益,有的投資者則因投資決策的被誤導而遭受慘重的損失,等等。因而給予商業受賄被害人必要的民事救濟,不僅是現代刑事法治的應有之義,而且有利于從經濟角度進一步威懾、預防商業受賄犯罪的發生。正是緣于此,在《美國反腐敗法》中,因為違法者的非法行為而喪失了交易機會的競爭對手,可以根據《不正斂財及不正犯罪組織法》,或者其他聯邦和州的法律,對違法者提起民事訴訟。而在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0條中也規定:“經營者違反本法規定,給被侵害的經營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被侵害的經營者的損失難以計算的,賠償額為侵權人在侵權期間因侵權所獲得的利潤;并應當承擔被侵害的經營者因調查該經營者侵害其合法權益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顯然,刑法典第36條、第37條以及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上述規定,為司法實務部門對商業受賄罪行為人民事賠償責任的追究,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⒉關于行政責任的跟進　　世界各國預防和懲治商業賄賂犯罪的實踐表明,商業賄賂犯罪的發生,是經濟、政治、法律、文化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僅與刑事法網的嚴密和懲治力度的大小有一定的關系,而且與國家經濟政策的失誤、管理體制的不健全、監管措施的乏力有密切關系,更與人的貪欲、自私本性被誘發從而極度膨脹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因之,預防和遏制商業受賄犯罪的有效方略,強調刑罰在刑事司法中的必然性和及時性,嚴密商業賄賂犯罪的刑事法網固然不可偏廢,但至為關鍵的還在于各項財經管理制度的加強和商業賄賂監管體制的完善。這是因為,前者有利于打消行為人逃避法律制裁的僥幸心理,從而借助趨樂避苦的人的自然本性法則收治標之效;后者則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外在環境對行為人貪欲的誘發和刺激,進而通過犯罪意念的遏制而見治本之功。兩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形成防治商業賄賂犯罪的綜合合力,最終實現對商業賄賂犯罪的標本兼治。所以,嚴管勝于重罰,已是經濟發達國家近乎常識性的預防和遏制商業賄賂犯罪的基本共識。凡是經濟發達,預防和懲治商業賄賂犯罪較為成功的國家,無不建立有嚴密的監管制度體系,同時輔之以相應的行政制裁措施,從而因犯罪誘因的減少而在商業賄賂犯罪的防治中取得良好的成效。　　因之,面對商業賄賂犯罪日益猖獗之勢,在嚴密刑事法網,加大商業受賄犯罪行為刑事責任追究的同時,還應輔之以行政制裁措施的及時跟進,包括依法吊銷行為人的職業資格證,禁止或者限制行為人終身或者在一定期限內從事一定職業,或者進入某一行業的資格等。這樣,既可以鞏固對商業受賄犯罪行為人的改造效果,防止其利用專業知識和從業經驗再次實施商業受賄犯罪,以收刑罰適用特殊預防之效,又可以對其他從業人員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從而收一般預防之功,還可以滿足謙抑性和經濟性等現代刑事政策的要求,進而增強我國商業受賄犯罪處罰措施的人性化色彩。　　參考文獻：　　[1]陳興良:《刑法疏議》[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2]盧建平:《詳解美國〈反海外腐敗法〉》.載《上海國資》，2006年第4期　　[3]肖揚主編:《賄賂犯罪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4]周庭芳:《商業賄賂、回扣、折扣及傭金的法律特征》，中國水交通，武漢交通科技大學，1999
[5]周峰:《內控外聯治理“商賄”》，市場縱橫，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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