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我國近現代民法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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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是一個民族精神和理念的表征，是人民自由的圣經，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的總結和升華，體現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和特質，它深深地植根于一個民族的歷史之中。民法作為調整市民社會法律關系的基本法律，既不是專斷的意志也不是刻意設計的產物，而是緩慢、漸進、有機發展的結果。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個民族生活中的一種功能，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強大而強大。

在我國法律發展史上，外國法典的中譯不僅開啟了我國法律制度的現代化轉型，而且，自清末法律制度改制以來，外國法典的翻譯一直與我國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密切聯系在一起，并在實質意義上深刻地影響著我國法律現代化的方向與進程。

中國古代的傳統社會實行“諸法合一”的立法體制。盡管歷代封建統治者都十分重視法典的編纂，但這些法典大都是采取以刑事責任代替民事責任的調整方法，本質上屬刑法規范，故我國古代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法。清末法制變革前的中，國民法在清末法制變革以前，中國民法走過了漫長的發展道路。應當說，中國古代的刑法是相當發達的，它的科學性和周密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中國古代的民法卻遠沒有刑法那樣發達，沒有形成系統、完整和嚴密的體系，沒有獨立的民法典。盡管歷代封建統治者都十分重視法典的編纂，各朝代都制訂有法典，但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之規定，其中雖涉及民事關系，如戶、婚、錢債、賠償等，亦采取刑罰的手段調整之，本質上仍屬刑法規范。近代意義上的民法典的編纂肇起于十九世紀末。清末法制變革后，中國民法開始走上了法典化的進程。可以說，清末法制變革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真正開端。清末法制變革以引進西方先進法律，進行法典化運動為基本特點，其結果是制定了大批新式法典，對中國法律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1911年清政府起草了《大清民律草案》，包括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五編。該草案是中國近代民法法典化的開端。這部仿效德、日民法典而制訂的民法典卻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而未能正式頒行，但卻首次將德國的民法概念引入中國，并對中國民事立法及民法理論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中華民國成立后，民法典的修訂工作也沒有中斷，但起草工作進展緩慢。1925年北洋政府以《大清民律草案》為基礎繼續進行法典編纂，完成了《中華民國民律草案》，這部民法草案曾經北洋政府司法部通令各級法院在司法中作為法理加以引用，但終因沒有完成立法程序而未成為正式民法典。這一從外國繼受而來的民法，從此開始在中國民事裁判實踐中發揮作用。1928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后，即著手起草民法典，并于1929年設立民法起草委員會。民法起草委員會依“民法各編立法原則”，經兩年完成民法典的整個起草工作，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施行《中華民國民法》，亦包括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五編。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中國近代以前的法律幾乎無一例外地體現為壓制型的，是一種以行政命令為特點的官僚法，民法觀念并不發達，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權利等理念一直沒有形成。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隨著舊法統的廢止，也開始了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的新篇章。1949年新中國明令廢除包括《中華民國民法》在內的六法全書，并于1954年開始起草民法典，至1956年完成第一部《民法草案》，分為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共525條。1962年我國開始民法的第二次起草工作，1964年7月完成了《民法草案（試擬稿）》，僅由總則、財產的所有、財產的流轉三編構成。一方面將親屬、繼承、侵權行為等重要內容排除在法典之外，另一方面又不適當地將預算關系、稅收關系等納入法典，且一概不使用權利義務、物權、債權等法律概念。該草案集中反映以單一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第三次民法典編纂從1979年11月開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組成了民法起草小組，開始了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至 1982年5月，先后四易其稿。此后，由于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國的民事立法采取了先分別制定民事單行法，待條件成熟后再制定民法典的立法方針。社會生活處在變動之中，這一次的編纂也宣告暫停。此后，我國先后制定了大量的民事單行法，如《經濟合同法》、《繼承法》、《專利法》、《商標法》等。

直到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才正確地界定了民法的調整對象，承認了民法的私法性質；使市民社會生活與政治國家生活不分、公法與私法不分的法律觀念和法律制度開始改變，在法律制度上初步建立起了對民事社會生活關系與國家政治生活關系分別進行法律調整的新體制。隨著1999年憲法修正案正式確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開始日益納入法律規范之下。而且，隨著個人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私法的制定更是緊迫。同年施行的《合同法》理性地解決了我國合同法所面臨的時代性問題，反映了市場經濟本質的經濟現象和經濟關系。2007年頒布的《物權法》則莊嚴地解決了私有財產權的平等保護問題，構建了較為合理的市場化的財產權基礎。盡管我國制定民法典的時機由于種種原因暫時還不成熟，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理論上對中國民法的法典化問題進行分析，這也是中國民法法典化所必需的。相信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的民法必將越來越完善，并最終走向法典化，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中國民法典的現代化，不僅僅是民法理念和制度的現代化，同時還應有立法技術的現代化。民法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漫長的歷史發展演變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積淀和濃醇的精神底蘊，培育了博大精深的民法文化，產生了私權神圣、人格平等、意思自治等民法基本理念。民法的這些理念既是吸納、包容我國優秀文化成果的結晶，又是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重要體現。民法典是確認和保護自由的法典，自由是民法的靈魂，自由之于民法，猶若靈魂之于生命。在當代中國的法治社會，民法典的制定應該充分確認和保護公民的自由。沒有對自由的信仰和崇奉，就沒有民法的發展和繁榮。可以說，自由的發展史，就是民法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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