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道德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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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是法哲學之永恒主題與難解之迷。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道德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法律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法與道德屬于上層建筑的不同范疇。法律屬于制度的范疇；而道德則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權利與義務，強調兩者的衡態；道德強調對他人、對社會集體履行義務，承擔責任。法律規范的結構是假定、處理和制裁或者說是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規范并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國家的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主要憑借社會輿論、人們的內心觀念、宣傳教育以及公共譴責等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現為有關國家機關制定的各種規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潛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產生到消亡的過程，它最終將被道德所取代，人們將憑借自我道德觀念來實施自我行為。
　　一、道德與法律的學理含義：
　　（一）道德的含義：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恩格斯講：“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這表明道德的內容最終由經濟條件決定，并伴隨經濟的發展而有相應的變化；基于不同的物質生活條件的不同社會集團，有著不同的道德觀，在階級社會中的道德具有階級性。因此，我們可以把道德簡單的概括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質生活條件下的自然人關于善與惡、光榮與恥辱、正義與非正義、公正與偏見、野蠻與謙遜等觀念、原則以及規范的總合，或者說是一個綜合的矛盾統一體系。
　　（二）與道德密切相關的法律的含義。
　　沒有亙古不變的永恒道德，也沒有亙古不變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會，代表不同利益的統治集團仍然還存在，但是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對立的。不同的統治集團各有各自的階級利益，以及與其階級利益相適應的道德。法律在本質上是統治集團的整體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體化，而道德當然屬于意志范疇，那么法律當然反映統治階級的道德觀。從側重道德的角度，我們可以將法律定義為：在主觀方面，法是國家意志和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客觀方面，法的內容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前者體現了法的國家意志性和統治階級意志，后者體現了法的物質制約性。法就是這兩個方面的矛盾統一體。
　　結合中國國情，我國法律與道德的現狀：
　　1.一國范圍內的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都是統治階級的整體意志的體現。
　　2.法與統治階級的道德相互滲透。忠孝節義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維護其階級統治的道德規范，在其立法中體現為“十惡”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實踐中，甚至是將儒家思想的教義作為辦案的根據，《春秋決獄》一書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與道德相輔相成，共同服務于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孟子《離樓上》中講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個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狀況制約立法的發展。
　　5.道德對法的實施起著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
　　6.道德有助于彌補法律調整的真空。
　　7.法必須以道德作為價值基礎。
　　8.法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一）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于人們的意識之中，并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并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并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二）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于上層建筑，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借助于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于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于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于提倡什么、反對什么，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準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準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后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法律與道德現實中的矛盾與帶給我們的啟示
　　（一）現實中的矛盾
　　在現實社會中，道德與法律存在著不和諧之處。中國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們企圖擺脫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隨心所欲地實踐道德、弘揚道德。人們并不是以崇尚道德來追求一種更趨于合理、科學。德國大哲人黑格爾曾有過如下論斷：在中國人心目中，他們的道德法律簡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積極的命令-強迫規定的要求-相互間禮貌上的強迫的義務或者規則。“理性”的各種重要決定要成為道德情操，本來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們并沒有“自由”。在中國道德是一樁政治事務，而它的若干法則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機關來主持。［2］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請先看下面一則案例：一對農村老年夫妻鬧離婚，按照法律判決，離婚后的一間住房應判歸男方。但如果這樣下判，女方離婚后就將無所居住，顯然與情不合。于是，法院綜合考慮后判決將一間房隔為兩半，一人一半，解決了女方離婚后的住所問題。這樣的判決并未引起男方的“鬧事”，雙方相安無事。［3］這是來自執法第一線很具體的案例，問題隨即而提出：在司法實踐中要不要考慮道德評價標準﹖如果要，那么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該怎樣取舍﹖美國法學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國》中也曾舉過一則案例：埃爾默用毒藥殺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現有的遺囑中給他留了一大筆遺產，他懷疑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會更改遺囑而使他一無所獲，因此他殺害了他的祖父。［4］紐約州法院針對該案例確立了一條法律原則，即：任何人都不得從其錯誤行為中獲得利益。問題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條文是否沖擊了法治原則﹖
　　（二）帶給我們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法理分析，針對前面的問題可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1.情法沖突-法治的尷尬。
　　法治社會要求人們在處理問題時，首先考慮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官判案時，只能以現行法律為依據，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這樣勢必導致法律無法適應新出現的情況，而道德等非強制社會規范則可以其主觀性調整新生的行為現象。這就是一元法體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國家制定法與道德之間缺乏過渡、緩沖機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無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與大眾心理、社會風習之間的脫離與隔閡，也造成了道德的無力感和被蔑視，甚至鼓勵了對道德的違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5］但是，如果以情理斷案，就違背了法治的原則。因此，只有在法的體現上做出調整，才能實現情與法的協調、德與法的并治。
　　2.儒家倫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種道德價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體現了法治與道德的深刻關系。失去了道德基礎的法為惡法，惡法之治與法治精神是根本背離的。我國古代的儒家倫理法體現了道德與法律的一種結合模式，即把社會普遍承認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納入國家強制實施的行為規范。解決現實社會中的人們道德缺位、法律的尷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倫理法的合理內核，靈活適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職能，從而使司法過程成了宣教活動，法庭成了教化的場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質。
　　法的品質在于公平、正義通過法而得到實現。中國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平衡、穩定。中庸主義在法律上的意義就是審判案件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徹底解決糾紛，平息訴訟。現代法同樣面臨著效率與正義的挑戰。一方面，法律要體現其威嚴，不可侵犯，人們必須遵守；另一方面，法律還要有其緩和的一面，比如法要體現人道，法要尊重私權等。
　　四、道德與法律沖突與親合
　　法律和道德的沖突實質上是多元化價值體系的內部斗爭，是價值沖突在現實社會中的反映。物質資料的極快增長，加劇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導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們對他們的合作所產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問題不是漠不關心的，這就產生了利益沖突，因為為了追求自己的目標，他們每個人都想得到較大的一份，而不是較小的一份。”從而最終的結果是利益沖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體現著不同的價值趨向，所以不可避免的發生著碰撞。
　　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規范的制度化實踐。像諸如正義、公平、平等、誠實信用、遵守善良風俗等普遍的或個別的法律原則，其本身就是人類道德觀念的有力組成部分。也因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則能夠發揮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認或者否棄這樣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極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擁有生命力都是疑問。所以“法規可能僅是一個法律外殼，因其明確的術語而要求由道德原則加以填充。”
　　五、道德評價與法律評價
　　道德評價，是指對一個事件、一種行為是否違法，是否犯罪，不是用法律作標準，而是以道德做為判斷標準。如果將道德評價運用在執法和司法過程中，它隱瞞著這樣一個不言卻潛在的公式，即：凡是違反道德的，也就違反法律的，因此，一切以道德為判斷依據，而取消了作為法定判斷標準的法律標準，這對實現法治是極其有害的。由于一個社會的道德觀念是分層次的，個體化的，有“高”、“低”之分的，因此，很難有一個統一的道德標準來作為評價依據。于是，對于一個有“高”道德觀念要求的法官來講，有可能將法律標準拔高為道德標準，要實際判決中會出現誤判無辜，或者加重其當事人的法責或罰則。這都是由于失去了一個客觀的，基本的法律的標準所產生的。
　　法律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為社會成員普遍認同、接受并通過一定程序法定化了的道德標準，它是維持一個社會生活正常運轉的道德準則。法律是為社會普遍成員制定的行動準則，它照顧和反映了普遍社會成員的基本道德要求。
　　注：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鄧正來譯，華夏出版社，1987，361—365。
　　［2］［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北京：三聯書店，1956，P11。
　　［3］轉引自劉作翔，法律與道德：中國法治進程中的難解之題［J］，法治與社會發展，1998，1。
　　［4］參見［美］德沃金：法律帝國［M］，李常青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14—19。
　　［5］范忠信，中國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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