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法制建設“重農抑商”方針的由來及其對中國古代經濟的影響

目 錄

內容摘要2

一、 重農抑商政策的目標3

（一） 中國古代法制建設的特點3

（二）重農抑商政策的內容和目的3

二、重農抑商政策的形成和發展4

（一）“重農抑商”思想形成的社會歷史環境4

（二） 重農抑商政策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5

三、重農抑商政策對中國古代經濟的影響6

（一）積極影響6

（二） 消極影響6

四、結論8

參考文獻：9

內容摘要

中國社會在秦漢以來，歷經了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下的統治，這種制度能夠如此長久地存在于中國古代社會，是有根深蒂固的歷史和社會原因的，這種制度的誕生和發展，也與我國的傳統文化思想不可分割。作為我國古代封建專制統治思想中的關鍵部分和重要內容，重農抑商思想為封建社會的延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現如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并發展的背景下，再回顧重農抑商政策的目標、產生原因以及對古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意義十分重大。

關鍵詞：重農抑商，古代經濟，封建社會

看中國法制建設“重農抑商”方針的由來及其對中國古代經濟的影響

重農抑商政策的目標

中國古代法制建設的特點

在中國歷史上，法家推行“以法治國”的“法治”，反對“禮治”，要求代之以“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的“法治”。然而，中國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不可混為一談，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論是天賦人權，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的指向是針對西周而來的禮治，西方的法治與民主相聯，以民主為基礎，并以法治來捍衛民主；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專制獨裁為主的中央集權，法律的權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實行專制統治的工具與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權利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懲罰為核心，刑罰發達，而私權利不足。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古代中國，法律的存在只是統治的工具，而不是限制著誰的權力。其中，重農抑商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又蘊涵著豐富的合理資源，它體現了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對于民眾、民生的深度關切，最能體現中國古代的法制建設傾向。

（二）重農抑商政策的內容和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一則重農,二則抑商,顧名思義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抑制商業和重點發展農業,歷代王朝也通過制定法律等手段宣傳其對商業的打壓和對農業的支持。事實上,重農抑商政策并非只是單純地的鼓勵農業和抑制商業，隱藏在它背后的是深刻的政治目標。

第一,實行重農抑商政策,能夠最大量地把廣大農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村落之中,防止農民棄農經商,使農民安土重遷,減少社會流動性,國家的統治需要基層的穩定，而廣大農民就是一個國家最大的社會基層，因此穩定農民就是在相當程度上穩定了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其維護國家統治目標的用意可見。第二,農業是古代社會的主導經濟,廣大農民負擔的農業稅是王朝國家的基本稅收。農業經濟的萎縮，勢必帶來財政稅收的減少，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削弱、個人或者團體經濟收入的增加，勢必會威脅到統治。因此，國家的稅收穩定和農業的發展是有著密切的聯系的，農業的發展保證了財政稅收的穩定。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可以保障國家的財政收入,有著明確的國家財政利益目標。第三,古代是極其重視長幼尊卑秩序的,私營業的發展，會破壞這種等級森嚴的制度，也會破壞大家都要簡樸的這種社會意識,,助長了社會的奢靡之風。抑制民間私營工商業有利于維護“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封建道德和尊卑有序的等級秩序,這是對到的目標的明確。以上只是這個政策一方面的目標,而最主要的政策目標，統治者不會大力進行宣傳和說明。

重農抑商政策的這些更為深刻的政策目標,是由國家統治本質所決定的,根本上是為維護王朝統治服務的,這表明重農抑商政策又不是單純的經濟政策。統治者以法律的形式，將這項政策法制化,強行推出，從道德、財政、經濟、政治諸方面來維護王朝統治穩定,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

二、重農抑商政策的形成和發展

（一）“重農抑商”思想形成的社會歷史環境

 中國早期國家自形成之日起，就踏上了實行專制主義的道路，在這其中，政治秩序是極其重要的，否則君主很難進行統治，而在那個各方面條件和設施都不發達的年代，絕大多數民眾會選擇農業生產來養活自己，小農經濟是古代君主專制政治的堅實基礎，春秋戰國由于沒有統一的君主，時局十分動蕩，小農經濟的穩定性的有點日益突出，民眾在社會政治中起到的作用可見一斑，所以說，如何穩定小農經濟，確保農民們的生活不受到大的沖擊和傷害，進而穩定社會狀況，是那個年代法制中最主要的一點。這從側面更深刻地將整個社會的關注點轉移到農業生產上面。但這與其說是在關注農業生產，不如說是在重視專制主義。封建專制主義表現為：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受制于君主權力，民眾對國家應該是仰視的態度，而國家掌控不了民眾是萬萬不可能的。各朝代的君主提倡“以法律賤商人”有何不可告人的原因呢？其實也就是為了朝廷的利益而已。為了使專制的秩序不會受到任何的威脅和恐嚇，朝廷采取了各種不利于商人發展財力的政策，目的是“重征商稅使無利自止”；“重關市之賦”，使“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使商“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更錢造幣”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個人或團體經濟實力的加大，容易威脅到朝廷的勢力，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富商有了錢可能會戀權，到時候就聚集貧民，自組軍隊，打擊朝廷勢力，自稱為王，試問統治者怎么會允許這種事發生，針對“重農抑商”，朝廷還直接設官設場進行鹽鐵酒茶等專營制造并壟斷買賣。

 在春秋時期，領主土地占有形式開始瓦解，到戰國末期已經完全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所代替。這時候“重農抑商”的思想產生。通過租佃土地剝削地租的封建地主制經濟是地主階層獲取利益的方式，而與此緊密相連的自然經濟正是地主階層獲取其集團利益的基礎所在，所以，維護自然經濟、保障獲取利益的基礎便成為地主階層執政的應有之義。而此時商業的發達程度己經明顯地超過了社會經濟容許的限度，社會經濟容量有限，商業資本沒有出路，必然造成對土地的投入，兼并土地，從而破壞小農經濟，這無疑威脅到了地主階層的利益基礎。一方面，商人將其積累的資本轉向購置土地，使其商業利潤地租化，于是，“富者田連葉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商人對土地的大規模兼并，破壞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削弱了地主階層的利益基礎，同時又與地主階層爭奪利益，就會

受到地主階層的抵制，這必然會導致抑商政策和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高額的商業利潤誘使農民“避農”而趨利，“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因此，如果不抑制工商，必然會產生農業勞動力流失、土地荒蕪的現象，這又必然會導致地主階層的收益銳減。所以，在地主階層這一利益集團足夠強大從而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手段來抑制商業的發展進而抑制商人階層的發展與壯大便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統治階層的必然選擇。

重農抑商政策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1.重農抑商思想萌芽

 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在我國，商鞅是最早提出“重農抑商”這個政策的人，這也是我國歷史學界的主流觀點。在《周書》中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當時農業和工商業的地位是對等的；進入春秋戰國時期，小農經濟的模式成為了農業的普遍生產形式，城市中出現了手工業和工商業；此時商鞅提出“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孥”（出自《史記·商君列傳》）。正式對重農抑商政策做了說明，秦國也由此得到較大的基礎支撐，而漸漸強大，秦國經濟的壯大也由此而來，為日后的統一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2.重農抑商政策的發展

縱觀歷史不難發現，我國的封建制度有著自己的一套體系———“王制”。在秦朝，《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提到秦始皇嬴政很看重這條策略，并視為他治國的根本方法。而到了漢朝，為了捍衛自己的統治地位，“重農抑商”的現象日漸成了趨勢，劉邦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明朝時期，朱元璋對工商業者的打擊更是強勢，商人還有可能因為從事商業活動過于活躍而被判處發配到邊疆的刑罰，洪武二十四年，對于不從事農業的人會被視為游民。而清朝廣為人知的“閉關鎖國”也可以看做是重農抑商政策的產物。

三、重農抑商政策對中國古代經濟的影響

（一）積極影響

1，維護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

我國古代封建統治秩序的經濟基礎就是小農經濟。在封建時代，中國地多人少，由于沒有技術的支持，生產力水平難免很低，于是耕作的人就多，正如前文所述，農業的發展對統治階級本身是有利的。重農思想的核心內容就是將農業作為重點發展，減輕徭役賦稅。為了順利地重農獲稅，封建統治者只有加大力度地干預商業，無疑為農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間，自身實力的加強更是不在話下。與此同時，為了適應統治的要求，地主階級往往會變換相關政策，刺激了農業生產者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可謂是巨大的。

2，它促進了小農經濟的繁榮

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對傳統農業的保護是有目共睹的。而同時重農抑商的政策也讓小農經濟得到更多的發展。由于該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穩定小農經濟的發展，避免土地被個人兼并，商業資本的發展就更不用說了，個體小農的穩定生活就是這樣來的，這樣便促進了古代封建社會中小農經濟的繁榮現象。

消極影響

1，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

重農抑商最終導致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的極不發達，瓦解不了小農經濟，就不能實現經濟向現代化轉型。這種法律制度的存在推緩了中國商品經濟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小農經濟作為中國古代最主要的經濟模式，維護好它不被其它經濟迷失所破壞，統治者不得不通過法律來壓制其它經濟成分，因此在長達數千年的封建時代，小農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地位天差地別，在眾多法律中中得以體現。由于統治階級一直采取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會地位非常低，不允許商人做官，不允許商人正常的經商，更不允許商人買賣土地，要想過富有的生活更是夢寐以求，所以許多商人不得不用經商得到的利潤用于其它方面的發展，而不是再次擴大生產。歷史上許多官商勾結的例子實則是這種制度之下的產物。官僚地主并不滿足于官場上的權勢，他們對金錢也看得很重，而他們手中的權力就是獲得金錢的最佳方式，商人又想在獲得財產的同時，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于是官商就這么形成了，商人身上的封建化性質越來越烈，他們將商業的發展寄希望于封建體制，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這樣行為的后果僅是對那些制度的鞏固和強化，商人們原本渴求的環境卻沒有得到到改善，更別說在整個體系中他們能得到什么好處，更別說會對古代的農業發展有什么大的沖擊。官商結合使商品經濟的發展越走越艱難。

2，嚴重影響了農民向工人、地主向資本家的轉變和近代化的形成

 由于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商人手中的資金不是繼續投向手工業和商業的擴大經營上，而是投向了購買土地和政治經營。商人想要獲得尊重，就只能改變發展方向變成自己土地的地主，或者通過政治投機來改變政治身份，以獲得自己滿意的現狀，也如前文所述，這種政策帶來的歧視性，不可能促使商人發展更大的產業，單個個人或者群體是不敢與這樣的法律環境做出抗爭的。同時農民因天災人禍失去土地以后被迫進入城市，按理說他們應成為商人或手工業者雇用的對象，但封建統治者害怕這些人進入城市會給本來就不是太安定的城市帶來麻煩，統治者自然不愿他們流入城市帶來一些隱患，這些群體在城市中的處境一般來說也不會好到哪里去。并且，大多數農民告別土地、來到城市的狀況，一定是出于無奈，加之思想的禁錮，一有機會肯定會回到農村，他們也希望政府能給他們一定的土地。政府和農民對待農耕的的出發點雖不一致，但是行為和想法是高度的統一的，當政府允許農民有一定的土地的政策制度出臺，大量的流民就告別城市重新回到了土地上，繼續過著他們代代相襲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

中國古代，流民的數量是有些規模的，但是在這一大批的流民當中，有效力的勞動者也是微乎其微。這個政策的實施，就是為了使商人和農民之間的聯系不要過分密切，兩者合作更是不必奢望。這樣農民還是農民，商人還是商人，農民無法轉換成工業化進程中所需要的近代意義上的工人，而商人尤其是手中有大量資本的地主更無法轉換成近代意義上的資本家。因此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萌芽最終不能發展成真正的資本主義，農村的經濟成分和生活模式萬年不變，城市的工商業則是緩慢發展甚至倒退。在這種法制觀念下，農村只能是農村，古代的農村城市化簡直就是望洋興嘆。而鄉村的不發達，恰恰制約了國家現代化的步伐，也使得國家現代化所依賴的條件無法得到實現。

四、結論

任何政策都有一個形成發展乃至滅亡的過程，重農抑商政策也是如此,它的出現有其必然性，是歷史發展的選擇，但是，由于政策本身的弊端不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因此，它又是暫時性的。“重農抑商”的政策目標明確,但它所暴露出來的缺點在現代來看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我們本著以史為鑒的精神去看待每一件事，也是能得到許多啟發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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