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目 錄

一、 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與經濟法

二、 經濟法的“特定調整對象論”三、 經濟法的特征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內 容 摘 要

 摘要：經濟法學成為一門科學的先決問題是合理界定其調整對象。對經濟法的特定調整對象的不同界定產生了經濟法的不同學說。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知不僅須遵從邏輯，還須有經驗科學的視角。從經濟法實踐中的各種現象可以提煉出經濟法的三大特征，即開放性、目的性和支配性，經濟法調整對象是支配性經濟關系，其范圍的界定取決于法律限定的一般范圍和經濟監管機構規章限定的特殊范圍，其調整的目的是促進資源合理配置。　　關鍵詞：經濟法；調整對象；支配性經濟關系　　德國法學家弗里德里希·馮·洛高(Fridrich yonlogau)在1647年曾有詩句說：“正確的法律理念，是否已為人所知，這實在大可質疑：以我全部的意念看，似乎事實一直不然。這就是說：兩可之事，難以為科學之事。”二百年后，柏林檢察官基希曼(JH Kirschmann)在1847年論證法學的非科學性時說：“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話，全部藏書就會變成廢紙。”近代西方一些學者對法學非科學的觀點，現在用來描述經濟法卻恰如其分。自近代以來，經濟和“經濟精神”逐漸占據社會的中心，但是，經濟法還尚未成為公認的科學。經濟法好像一個不斷被觀察并且也不斷自我觀察的病人一樣，有足夠的緣由為本身的科學性和方法論費心忙碌，如果她被認為是科學，也是一種病態的科學，因為一個健康的人或者健康的科學并不如此操心地知曉自身。　　經濟法學的“非科學性”或“病態性科學”的原因多樣，其中最為致命的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客體不具備科學所要求的客觀性：亦即其規范構建和法律適用均以價值判斷為基礎，而價值判斷見仁見智，殊難一致。但是，人類在經濟生活中力求以可靠而且易于理解的方法將正義實現于人間的努力，已經促使經濟法學向科學的方向發展。這種努力代表人類利用科學方法力爭正義的意志，套用黃茂榮研究法律體系時的話說，惟為使科學方法在經濟法學研究能獲得發揮，必須首先解決經濟法學是否為一門科學的先決問題：其客體是否適合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　　在這一問題上困惑多年，盼望能從經濟法的“因籠”之中透出一口新鮮空氣，而腦清目明起來，經濟法這種高深艱澀的理論問題也能簡單明了起來，并能言之成理，順理成章，彰顯威力。這一日似乎還未到來，但這不妨把這樣的思考“亮”出來，以就教于方家，并期望對正確的經濟法理念的普及與推廣有所裨益。　　　　一、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與經濟法　　　　經濟法是“經濟”與“法”組成的偏正型合成詞，前一詞根“經濟”修飾、限制后一詞根“法”，因此曾有一種學說認為“經濟法是有關經濟的法”。此種觀點，自經濟法產生之日起就擁躉眾多、歷久不絕。早在1926年，韋斯特霍夫(Westhoff)就在《經濟法體系》中提出，一切有關經濟的法律均屬于經濟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E.R.胡貝爾為代表的德國學者把經濟法看做是一種“沖突法”，其特征為個人的自由與團體乃至國家對其所為之拘束之間的沖突。胡貝爾把經濟法分為四部分：經濟私法，研究企業法及私法自治的原則；經濟行政法，研究國家機關對私經濟秩序的管理、干預及引導，以及國家自為經濟活動的公營事業；經濟刑法，研究違反經濟法規的刑事處罰；經濟憲法，研究對經濟秩序和體系所做的基本決定。羅爾夫·斯特博(Rolf Stober)在其1996年出版的《經濟行政法》一書中把經濟法定義為：經濟法是國家用來調整經濟生活參與者之間以及它們與國家之間的法律關系的所有私法的、刑法的和公法的法律規范和措施的總和。他把經濟行政法看做是具體化了的經濟憲法，因此經濟法在他那里被分為經濟私法、經濟刑法和經濟行政法三部分。在此基礎上，菲肯切爾(Fikentscher，又譯菲肯杰)提出，經濟法可以分為經濟一般法和經濟特別法：經濟一般法包括物權法、合同法和競爭法；經濟特別法是指當局用以對經濟活動進行強制性干預的各種具體措施，包括旨在保證交易和諧及使經濟更有效率的職能性經濟法與國家對特定領域或活動進行干預的實用性經濟法。由于德國法學理論界大多持有與上述觀點類似的看法，所以法國法學家阿萊克西·雅克曼認為，長期以來，德國使用的經濟法概念，是“經濟的法”(Wirtschaftrecht)，而不是經濟法。大學講授“經濟的法”；有些研究所研究“經濟的法”；德國聯邦政府公報上發表的也不過是有名為“經濟的法”的部分，因此，經濟法在德國并未進入法律寶庫。這種觀點雖然讓人吃驚，但卻非常客觀。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也曾經有類似的“泛經濟法說”。后來隨著《民法通則》的頒行而逐漸不被我國法學界所認可，但是其影響至今仍在，會計和經濟管理等專業開設的“經濟法”課程及相關教材仍是以“有關經濟的法”為其主要內容，造成了人們“經濟法”認知上的混亂和困難；一些媒體的“經濟與法”的欄目也推波助瀾，一般民眾更是深陷其中，莫辨“經濟法”的真意。由此可見，此種學說的影響深遠。其既能長久存在，應有其合理之處：經濟法以調整人們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為界，它不調整非經濟關系。換句話說，調整非經濟關系的法不是經濟法，經濟法只調整經濟關系。這是人們對“經濟法是什么”這一問題的初步認識。 論文代寫 4.com 　　但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并非都是經濟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對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由來已久，古代有許多法律制度與現代的經濟法頗為相似，但是，這并不能推斷出“古代就有經濟法”這一結論。因為經濟法的產生和存續有一項重要前提，就是在某個國家中，對法律有了部門劃分，并且將其中的某個門類稱作為“經濟法”。從一國的法律體系來看，除經濟法以外，其他眾多的法律門類也對經濟關系進行調整。如我國憲法對國家經濟體制及其主要方面作了基本規定，同時憲法也和行政法、刑法等一樣，在一定程度上對某些具體經濟關系進行調整。民商法、環境法、勞動和社會保障法等，更和經濟法一道，直接調整一國的某種具體經濟關系。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對哪些經濟關系進行調整的法是經濟法呢?　　　　二、經濟法的“特定調整對象論”　　　　一些學說從傳統部門法學的“特定調整對象論”出發，認為經濟法因其具有特定調整對象和固有的指導原理而成為一個法律部門，即經濟法是以特定理念和方式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法。　　我國目前較有影響力的主流觀點大都是從國家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來界定經濟法的概念和特定調整對象的：李昌麒教授主張的“國家干預論”認為，經濟法特定調整對象為“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目的在于克服市場失靈；楊紫煊教授主張的“國家協調論”認為，經濟法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漆多俊教授主張的“經濟調節關系論”認為，經濟法調整“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目的在于保障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發展；朱崇實教授的主張則更為明確，他認為經濟法調整“以國家為一方主體同其他各方主體之間在各類經濟活動中發生的那部分社會經濟關系”。　　在我國經濟法學理論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另外一種有影響力的觀點，即“縱橫統一論”。該學說源自前蘇聯的“縱橫調整對象說”，并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不斷進行創新。該學說認為，經濟法調整“縱向經濟管理關系和橫向經營協作關系”，具體而言，包括三類經濟關系：一是“經濟管理關系”；二是“維護公平競爭關系”；三是“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其調整理念是實現“實質正義”，即實現社會范圍內實質性、社會性的正義與公平。“縱橫統一論”這一學說與上述主流學說的不同之處有三：首先，它不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限定為國家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是認為，除了公共經濟管理關系之外，還從企業的公共性一面出發把其內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經濟關系、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關系以及政府“經濟合同關系”等列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其次，該學說對“特定調整對象論”和法律部門劃分理論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認為“一個法律部門調整多種社會關系，一種社會關系也都由幾個法律部門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在不同范圍內進行調整”，所以它將“調整對象”視為經濟法知識的研究對象和認識客體，而不是判定經濟法是否為“獨立”法律部門的標準和依據；最后，該學說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本位”的法，其宗旨是實現社會范圍內的實質正義。

代寫 此外，張守文教授從“社會關系說”和“行為說”出發，分別對經濟法調整對象進行界定：一是從社會關系角度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描述為調制關系，即宏觀調控關系和市場規制關系；二是從行為的角度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描述為兩種行為，即經濟調制行為和市場對策行為。此種學說試圖把經濟法學界頗為認同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二分法”作為其求同存異的基點，以整合經濟法的諸種學說，推進學界的共識；同時，從行為角度界定經濟法的概念與調整對象，也是其試圖另辟蹊徑重構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經濟法理論的嘗試。　　從鄰邦日本這一境外視野觀察，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法學界逐漸形成了一種影響力逐漸增大的觀點與學說。這種學說把反壟斷法置于經濟法的核心地位，從獨占禁止法和產業政策法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認識經濟法。這種轉變與日本國際競爭力的增強和財界日益要求政府尊重市場機制有關，并通過法學界的代表不斷以各種學說表現出來。日本學者峰村光郎認為，經濟法以公法手段來糾正普遍的不平等關系，因此它由兩部分法構成：一部分是規制經濟支配者的活動，從經濟從屬關系的角度限制其恣意行為的經濟規制法；另一部分是調整經濟從屬者為了提高經濟地位而結成的經濟關系的法。峰村光郎所持的“經濟從屬關系法”的觀點把經濟法的調整對象限定為“經濟從屬關系”，其調整方式是公法手段，換句話說，經濟法是調整壟斷主體與非壟斷主體之間顯著的不平等關系的法。日本學者久保欣哉認為，經濟法只能在準確地定位了自己的規制對象才能夠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他在對各種傳統學說批判的基礎上，認為經濟法是以“經濟行為”為規制對象，“有意地”調整無數的“經濟行為”，使其有秩序地進行的法。久保欣哉把“有意的”的目的分為進行戰爭、克服危機(提高經濟效率)和維護自由人權，并相應地把經濟法分為集權型經濟法、危機型經濟法和分權型經濟法。和集權型經濟法、混合型經濟法相反，分權型經濟法以市場經濟和私的自治的秩序設想為基礎，正合于自由社會的至上價值和終極目標。久保欣哉的觀點反映了日本當時要求強化市場機制的呼聲，是日本經濟法變化過程中的思想產物，推動了日本經濟法理念和實踐的變化。日本學者松下滿雄在其1986年出版的《經濟法概說》提出了經濟法的“保全與補充市場機制說”。松下滿雄對獨占禁止法和產業政策法之間的關系長期關注，他認為，“獨占禁止法和戰后型的產業政策是戰后幾乎同時開始的，兩者之間常常存在緊張與妥協關系……在某一時期不能說產業政策不存在這一面，但現在所考慮的是獨占禁止法和產業政策法制相對調和的關系。”松下滿雄基于當前日本獨占禁止法和產業政策之間關系的調和性，從新的視角重新構筑出經濟法調整的兩個方面：一是市場機制保全法，即消除獨占、寡占和卡特爾的獨占禁止法，其目的在于維持市場機制的健全性，國民經濟資源的分配為得以由自由的分權的意思來決定；二是市場機制的補充法，即彌補市場失敗的產業政策法，包括基礎技術研究開發法、中小企業保護法、供需價格調整法、不景氣對策措施法、對外經濟法、公企業法六類。

畢業　　以上諸種學說的一致之處在于都試圖根據本國當前經濟生活的實際狀況，從調整特定經濟關系的角度界定不斷發展變化中的經濟法，但是，其對特定經濟關系的范圍及描述角度有異，甚至一些觀點之間的差異還很大。　　　　三、經濟法的特征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從本質與存在之間關系的原理看，提煉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應當遵循從具體到一般(抽象)的思維、研究方法，盡管最終的表述可能是倒過來的。因此，本文遵循從具體到一般的研究方法，擬從經濟法的立法和適用的法現象中概括出經濟法的特征，再從經濟法的特征中概括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我認為，法治國家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法律不僅是紙面的制定之物，更為重要的是被執行，因此經濟法的生命在于實施。一個法律能夠被廣泛遵守和實施不僅取決于法律執行機關的強力和智慧，而且還在于它符合社會規律與社會需求。從經濟法的執行看，有兩大類的執法機制，一是法庭，另一大類是經濟監管機構。在民商法的大部分內容里面，執法的機制只使用法庭，沒有使用監管；但是在經濟法的領域中有很多的監管。為什么有些領域只有法庭執法，有些領域還需要有監管者來執法?許成剛在研究法律的不完備與監管機制之間關系后認為，當社會變化很快的時候，許多老的法律就會變得不適用了，這時候法律就會變得更不完備。社會經濟制度的變化、技術的變化，所有的這些就會使得法律變得“過時”了。也就是說，法律的不完備性非常突出。對于法律的不完備性比較突出的領域沒有辦法找到精確的法律以備法庭適用，而需要較為模糊和原則性的規定，在最大范圍和程度上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并授權監管機構根據情況制定規章予以實施，從而實現法律的公平與效率。就此而言，經濟法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開放性，即法律制度的原則性、模糊性和因變性。經濟法的這一特征有助于解決法律不完備問題以及相應的法律“過時”問題，從而能夠符合社會規律、適應社會需求。 畢業論文.com 　　“開放性意味著寬泛地授予自由裁量權，以便官員的行為可以保持在靈活、適應和自我糾正錯誤的狀態。但是，責任如果不嚴格，就比較容易躲避，因而存在著一種由于尋求靈活性而放松約束的危險。因此，開放性很容易退化為機會主義，即，無控制地適應各種事變

和壓力”。P·諾內特、P·塞爾茲尼克為了解決“開放性和忠于法律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他們提出了一種既是歷史經驗總結又是一種理論型的工具分析框架，即“法律三類型論”：壓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應型法。壓制型法的標志是法律機構被動地、機會主義地適應社會政治環境。自治型法首要關注是保持機構的完整性。為了這個目的，法律自我隔離，狹窄地界定自己的責任，并接受作為完整性的代價的一種盲目的形式主義。回應型法力求緩解上述緊張關系。要采取這種姿態，一個機構就需要目的的指導。目的為批判既定的做法設立了標準，從而也就開辟了變化的途徑。同時，如果認真地對待目的，它們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從而減輕制度屈服的危險。只有當一個機構真正具有目的性時，才會存在完整性和開放性、規則和自由裁量權的某種結合。因此，回應型法相信，可以使目的具有足以控制適應性規則制定的客觀性和權威性。在現代社會，法律發展的動力加大了目的在法律推理中的權威，法律目的在經濟法中日益具有支配地位，因此目的性是經濟法的第二個重要特征。為數眾多的各種具有特殊目的的監管機構的出現建立了政治法律體系的一種新模型：監管機構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監管機構都是法律責任的重要載體和法律發展的淵源；監管機構更多涉及的是謀取合作而非規定行為；每一個監管機構的運作與它自身的參與團體關系密切。以目的性以及相應的嚴格角色職責可以維護經濟法律秩序，避免因開放性而產生的放松約束的危險，也有助于克服我國改革開放中反復出現的一放就亂的現象。 畢業論文網 w54.com 　　法律目的的持續權威和法律秩序的完整性不僅取決于設計更有能力的法律機構，也取決于其特殊的調整方式。經濟法是對以往法律調整方式的創新，是在“那些權力不平等者之間落實正義”，因此經濟法調整的主要是經濟關系中的支配關系，即相互性利益關系中的支配關系。以此視角觀察，前所引述的我國經濟法的主流學說把經濟法調整對象限定于“國家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多有不妥。以反壟斷法律關系為例，國家反壟斷執法機關查處壟斷行為并予以處罰所引發的國家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法律適用后我們觀察到的關系，市場主體的救濟渠道有行政復議和訴訟，這是前面提到的嚴格責任的體現。反壟斷法調整的實際上是壟斷主體與非壟斷主體之間顯著的不平等關系，借用日本學者峰村光郎的話說是“經濟從屬關系”。因此，經濟法的第三個重要特征是支配性：其調整對象為支配性經濟關系，即權力不平等者之問的經濟關系；其調整機制為一般允許型，即除了禁止性規范規定的“不得”和義務性規范規定的“應當”之外，都是允許當事人以自由分權的意思來決定，“不得”和“應當”則體現了國家意志以及特殊目的機構的“支配性”，即對支配性經濟法關系的重新配置。

 綜上，經濟法調整支配性經濟關系，其范圍的具體界定取決于基本法律限定的一般范圍和經濟監管機構規章限定的特殊范圍，其調整方式是一般允許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