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自由主義與激進的民主主義

　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書我已經看過了好幾本。近三、四年來，關心政治的文人們差不多都已把革命的熱情從攻克巴士底獄轉向了英國的“光榮革命”，而且對激進與保守、革命與漸進的關系也作出了一種可行性上的取舍；還不僅只是可行性上的，也包括著哲學上的，因為源于英美傳統的經驗主義哲學和分析方法已在人們的觀念中明顯地占了上風，這也許更合于中國文化的心理結構。
　　作為這樣一種轉向的背景材料，除了近百年來的苦難歷程使得人們不得不從對革命原則的珍愛轉向對物質利益的追逐外，也和舊制度在各項局部改革中所呈現出來的曙光有關。
　　然而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所闡述的卻正是這樣一個觸目驚心的話題：
　　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與此話題相關，還可以產生如下一些疑問：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為什么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更激怒了人民？合法地違法為什么比沒有法律時更壞？打倒貴族、驅逐教士作為一種對民主與平等的追求，為什么反倒給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創口？
　　更多的類比無疑是多余的，那場震驚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畢竟是二百多年前的事。然而書中卻有這樣一段話：早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幾十年，法國盛行過一種可稱之為經濟學派或重農學派的主張；作者說。正是這種主張才給我們研究這場大革命的真正本性提供了一個文本，“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內容。”（第194頁）這些內容是理論探討，但決不脫離實際，而且是為解決實際問題才設計出來的，所以它比我們今天只能抽象談論的歐洲大陸哲學更接近于那場大革命的實際進程，其中包括著它的目標、步驟與舉措。作者說，當他讀摩萊里的《自然法典》時，仿佛就置身于法國大革命之中，而其實，這本書出版于法國大革命前一百年。而且更令人驚奇的地方在于：對整個經濟學派或重農學派來說，他們心目中最理想、最美好、最可供世界各國仿效的完美典范恰恰正是當時的中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馳神往。”（第198頁）
　　當許多人把共產主義作為烏托邦而置之不理時，千萬別忘記了這是一種在操作上完全可行的烏托邦。經濟學派確實在三百多年前的中國那里看到了一種原則，這就是使國家成為一切人的產物和代表，同時使每個人的權利服從于全體意志，它的內容包括“財產公有制、勞動權利、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劃一、一切個人活動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級規定的專制制度和公民個性完全并入社會整體”。（第199頁）這一切都正如這一學派的創始人魁奈所說，“中央集權制與社會主義的確是同一土壤的產物；他們二者之間的相對關系是栽培的果實與野生幼樹的關系。”中央集權指的是強大政府。托克維爾說，只有中央集權才能改變社會形式，當然也只有中央集權才能毀滅社會基礎。法國大革命正是借助于中央集權才同時實現這二者，在實現過程中，王權式的中央集權變成了民主專政的中央集權并最后發展為雅各賓式的專政；它在摧毀了舊制度的政治機構和民事機構的同時，也動搖了整個的社會基礎，包括法規、風尚、習俗直至語言和上帝本身。一切都如此可怖、如此必然而又如此費解，“人類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態；不知道有什么東西可以攀附，還有什么地方可以棲息，革命家們仿佛屬于一個陌生的人種，他們的勇敢簡直發展到了瘋狂；任何新鮮事物他們都習以為常，任何謹小慎微他們都不屑一顧。”（第191頁）許多人正是據此才將這場大革命視為魔鬼在世間的顯靈，認為“人們無法阻止它，它也絕不會自動停止，它將把人類社會推向最終的徹底崩潰。”（第43頁）
　　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僅從觀念上來梳理的話，就交織著保守的自由主義與激進的民主主義的關系。
　　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歷來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中最激動人心的口號。然而今天回頭去看，又會發現這四個口號之間并無內在的同一性，而且自由從本質上說是與民主對立的，正如平等與博愛也根本不在同一層面上一樣。它們之間的聯系當然有，但也正是種種可在觀念上建立起的聯系，才使人們誤以為可以獲得一切，并在獲得中不得不以犧牲掉自由和博愛為代價去服從于民主和平等的需要。
　　當“博愛”被理解為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同情或關心時，托克維爾指正，請記住，哪怕在這種同情與關心中真正包含有想把另一部分人拯救出苦海的善心，也仍然不能排除關心中的蔑視和同情中的輕視：“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萊夫人的看法；伏爾泰的秘書告訴我們，夏特萊夫人毫不在乎地當著仆人的面更衣，因為她并不確信仆人也是人。”（第216頁）夏特萊夫人是伏爾泰的情婦，愛好科學，同情人民，寫有大量有關“博愛”的論文。
　　問題就在于這種不乏輕蔑的同情與關心，再加上早在大革命爆發前十三年就業經國王敕令所廢除了的勞役制，還有不斷減輕著的負擔，包括對取消鹽稅和軍役稅的呼吁，所有這一切反而使農民們更意識到了世道的不公平。“從而在他們內心深處燃起貪欲、嫉妒和仇恨。”（第219頁）這一切共同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同情與關心感動了有教養的階級，使他們投身革命，同時也點燃了被壓迫者的怒火，使他們產生出復仇和改變地位的強烈欲望。于是一個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用最博愛的呼吁鼓動起了最沒有教養的階級的最殘忍的行動。一直被壓在社會最下層的農民早已被命運的嚴峻弄得冷酷無情，他們自身既然能忍受一切，那么也就能使別人也忍受一切。十八世紀的路易十六時代，宗教寬容、領導溫和，統治者充滿人道甚至仁慈，然而也正是在如此溫和的風尚中，爆發的卻是一場最不人道的革命。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時代，法國社會陷于麻木狀態，政府因循守舊，毫無創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的生活環境更舒適健康，巴黎之外的區域在經濟上陷于全面崩潰之中。正是大革命前三四十年間，社會才出現了內在的震動，民族也才復活過來。這不僅指政府努力促進著公共繁榮，不斷發放救濟金和獎勵、實施公共工程，而且指的是整個法國的全面富裕和發展。作者認為“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后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樣發展迅速。”（第208頁）原因有二：一是“一個依舊強大但不再實行專政、到處維持秩序的政府”；二是“一個從上層階級看已成為歐洲大陸最開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內部，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地發財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財富。”有了這兩點，盡管封建權利、國內關稅、行會管理、官員腐敗依舊，但全社會依然可以結成一體，就像一部機器一樣朝著繁榮的目標運轉。
　　但也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雖說人人努力改變環境，是一種使人焦急的追求，引著人們去詛咒過去，并夢想一種與眼前現實相反的情景；如果說二十年前人們對未來還無所期望的話，二十年后則變得無所畏懼，“人們的想象力預先就沉浸在即將到來的聞所未聞的幸福中，這使人對既得利益無動于衷，一心朝著新事物奔去。”（第211頁）論文保守的自由主義與激進的民主主義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二是法國行政當局的種種流弊，特別是財政管理不善的劣跡變得越來越刺目。所有這些流弊是早就存在著的，而且以前要嚴重得多，但當它與個人的財富有了關系后，也就變成了“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所有投機的欲望，發財的熱忱和對福利的愛好早已變成了一種意識著的經商活動，而最先發了財的又恰是那些在過去最敵視改革、最蔑視或厭惡法律的特權者；當他們迅速地搖身一變而成為食利者、商人、工業家或批發商，當他們開始呼吁對整個財政系統必須進行徹底革命時，他們自己就已既是債權人，同時也是債務人。作者說，一七八九年，法國國家欠債達到六億里弗。于是全法國陷于這樣一種滑稽而又悲慘的境況之中：
　　“一方面是一個民族，其中發財欲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推促著自己的毀滅。”（第213頁）
　　毀滅自己的什么？也許有人會想到舊制度。一切弊端皆起因于不民主的王權專制，而王權專制所保護的又恰是貴族的特權和教士的等級。宗教成為一種政治制度，教士成為塵世的地主和官吏，成為什一稅的征收者，這就是法國大革命的最初措施一定是對教會的攻擊的原因。當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舊的貴族制度業已衰落，日益取代貴族統治的是官吏政治。但貴族本身又正是由于其失去了往日的權力而變得不能讓人容忍；他們越衰落、危害力越小，激起的仇恨反而越大。由于貴族不再有權力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他們自身的特權就只能作為一種近于種姓的遺產存在著，“人們說得有道理：摧毀一部分中世紀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厭惡百倍。”（第73頁）
　　如果法國大革命的目標是鏟除遺留下來的封建特權并建立一種民主政治的話，那么王權、教會和貴族就會同時成為革命的對象。
　　作者在該書的“前言”中說，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對平等和自由的熱愛共同占據著人們的心靈，“他們不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要確認各種權利，使之神圣化；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盡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當抄下這段話時，腦海里某個被遺忘的角落似乎出現了二十多年前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形象）但也同樣是這樣一批法國人，由于種種原因而拋棄了他們最初目標中自由的一面，并最后在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強大、更專制的統治下，“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的自由-這些正是一七八九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大革命的精神是自由，目標是民主，有如大革命的鼓吹者以博愛為原則，目的卻是想使人平等一樣，最后的結果就是人民主權名義下的民主專政，也只有這種專政形式才使一切人同時獲得了平等-成為拿破侖統治下的平等的仆役。
　　什么是作者所理解的保守的自由主義？那就是在貴族和教士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高貴的氣質和品性，那是一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勢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第148頁）作者并不贊成種姓意義上的特權，但把這種特權納入法律的約束與消滅貴族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作者說，“我開始研究舊社會時對教士充滿偏見，我結束這一研究時對他們充滿敬意。”教士是法國各階級中最卓越、最開明、最少私人道德、對信仰最為堅定的一個階層，他們個人身上的缺點與行業組織自身固有的缺點有關，無論是政治組織還是宗教組織，一旦成為一個緊密聯合、結構嚴整的組織時，就勢必會本能而盲目地堅持本團體的狹隘利益；但就一種宗教而言，只有基督教才只調整人與上帝的總體關系、調整人與人的一般權利而不顧及法律、習俗的形式與限制，作為一種反抗，這就為精神本身的自由保留下一塊圣地。作者認為，人們平時所熱望的自由，其實只出于對主子的痛恨，所以自由往往會成為爭取民主的口號，而民主又成為爭取平等的手段；平等，無論是出自于心靈的博愛，還是對貧富不均的厭惡，最后都只不過促使著人們去發現新的奴役形式，它可以是王權的、皇權的、民主專政的，也可以是普遍的、議會的，托克維爾想提醒人們的，正是那種在民主進程中抹煞個人并實行平等，以及公民投票制度的危險；在這一進程中越激進、越理想化，其危險也就越大。

那么自由到底是什么？作者說，自由的誘惑與魅力，與通過自由所想獲得的物質利益毫無關系，它只意味著“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第203頁）自由所缺少的，對人的心靈而言，是對自由的愛好；對社會制度而言，只意味著政治自由，這種政治自由的制度有一個最大的好處，這就是能保證那些最厭惡自由、覺得自由不能當飯吃、當錢花的人也不會因他的厭惡而喪失自由。
　　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因其平頭百姓舉足輕重而顯得強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誠實商人和可尊敬的產業主；甚至還會見到優秀的基督徒，因為他們的祖國不在塵世，而他們宗教的榮耀就是在最腐敗的時尚中，在最惡劣的政府下，造就優秀的基督徒：羅馬帝國最腐朽的時代就曾充斥著優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第36頁）
　　作者說，這就是他幾十年來對有關自由與民主的關系所想說的全部的話。
　　從這一點出發，加上對法國大革命的過程的體察，似乎還可以說上幾句看似題外但又更為現實的話。
　　第一，生活在一個毫無政治自由的國度里的知識分子，在自由的種種廢墟里所能保留的就只有思想的自由，包括對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天賦權利的思想。然而這種思想的自由很容易以一種“文學政治”的形式介入現實的政治生活，于是成為法國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力量。正因為法蘭西民族是一個最有文學修養、最鐘愛聰明才智的民族，所以一旦由作家們占據了在自由國家里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那么一旦國民終于行動起來時，全部的文學習慣也就會被搬到政治中去。這是法國大革命中不幸的一面，但也值得我們這個同樣具有文學政治傳統的民族警戒，更何況對我們這個理性探討薄弱、文學癖性更濃的民族來說，以天下為己任，學而優則仕和修、齊、治、平的抱負不僅是求學的目的，幾乎就是人生的全部理想。可惜對此深入反省的人并不多。當年經濟學派或重農學派曾認為中國把哲學當宗教、把文人當貴族是國家的典范，其實正說明在一個既無宗教、也無貴族的國度里，哲學與文人的話語空間是非常狹小的，還不僅只是話語空間，也包括著生存空間。空間越狹小，成與敗、窮與達的標準越確定，文人與政治就越受到雙重的傷害。
　　第二，托克維爾認為臨近一七五○年，人們最能接受的就是經濟學派的主張，“他們對平等的熱愛是那樣明確，對自由的愛好是那樣不明朗”；他們對政治自由的興趣乃至觀念也已完全消失，結果是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權利，盼望腓特烈大帝甚于運用已到手的權利，這就為三十年后的大革命提供了一種心理上的準備。作者說：“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第210頁）
　　也許發生在前蘇聯和東歐的事更能印證托克維爾的這一觀點。
　　第三，法國大革命打倒了貴族、鏟除了教士，于是出現一大批假貴族和假教士，他們共同構成為一個新的“上層階級”，“在上層階級中，人們傾心于裝飾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適方便，更關心出人頭地，而不是發財致富”，這就同時把貴族和教士身上的缺點移植到了資產階級身上，使他們既傲慢，又從不把整體利益放在心上。全法國只有一個政治的原動力，這就是巴黎。全法國分裂成若干階級和團體，大家彼此對立而又極其相似，既不共同行動，也不相互支持，結果是政府既無約束力量，也無在危急時獲得后援的力量，以致社會的基礎一旦松動，整個權力大廈也就傾刻瓦解。作者認為這第一應歸咎于國王長期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第二是因為中央政權先已摧毀了所有的中間政權機構，于是使中央政權成為了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和個人愿望的唯一代言人。作者說，人心的渙散使得真正獨立的精神、對偉大事物的愛好和對自身事業的信仰蕩然無存，以致當大革命到來時，“要想在法國最廣大地區找到十個慣于以正規方式共同行動、進行自衛的人，都是徒然，中央政權獨當此任，以致這個中央政權從國王政府之手落入不負責任但有主權的議會之手，從溫厚而變為可怕，中央政府在它面前找不到什么東西可以片刻阻止或延緩它。曾使君主制如此輕易垮臺的同一原因，使一切在君主制傾覆之后都變得可能。”（第237頁）
　　這里面有一種循環與重復的可怕。
　　所以當大家以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去理解中國近代史中的學術變遷時，我希望也能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相互剝離開來。這種剝離也可視為是對傳統的清理，但目的將不再是如何更能適應現實的需要，而是看傳統是否能僅靠自身的原則就將自身支撐起來。在這種支撐中，從保守意義上而言的對個人權利與自由的維護無疑應該置于任何激進的社會革命的理論之上，無論這理論以什么樣的口號作為自己的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