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海洋油污損害賠償的現實與理性思考

　
二十多年來，海上船舶溢油事故頻發，油污損害賠償的爭議不斷，其核心的問題是賠償范圍的認定，特別是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的賠償問題，從國際到國內，從理論到實踐，對此不同的觀點或針鋒相對，或含糊不清，一直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筆者結合海洋油污損害賠償案件的審判實踐，欲針對油污損害中漁業資源的中長期損失的賠償，分別從目前的海事司法實務和今后完備法制兩個方面提出如下看法和意見，供同仁們參考。
一、關于海洋油污中長期損失賠償的司法原則目前海事審判實踐中，關于油污損害賠償范圍的爭議主要集中于油污損害的中長期損失的請求是否應予以支持。早在廣東湛江1997年“海成”輪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的審理過程中就出現分歧，一審采納專家意見，認為中長期損失不屬于《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規定的賠償范圍，駁回了原告對中長期損失的請求。二審認為，上述公約沒有表明對中長期損失是否賠償的態度，油污以及清除油污造成的二次污染破壞了海洋原先的生態環境，從而造成漁業資源種類、數量及組成的改變，導致漁業資源長期逐漸衰退，這種影響在海洋環境中可持續數年甚至十幾年，即漏油影響漁業生態環境和漁業資源的時間是較長的。該損失是持續的，屬于《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所規定的滅失和損害。因此應按照恢復原狀所需費用來折價賠償，即賠償的金額應大體相當于使受損水域恢復到原來的生態狀況所需的費用，因此，該中長期損失應予賠償。在以后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 中，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也繼續對中長期損失的請求予以支持。
主張中長期損失不應列入油污損害賠償范圍的主要理由有：（1）中長期損失數額巨大，一般為資源損失，索賠的權利主體為國家。而近期損失及其他直接損失數額小，索賠主體多為單位或個人，這類損失的賠償直接關系到有關單位和個人的生產與生活，涉及面廣，社會影響大。如果允許對中長期損失賠償，數額巨大的中長期損失將與數額較小的近期損失一起平等參與油污責任限制基金的分配，結果眾多的近期損失的索賠主體只能得到很少的補償，從而導致事實上不公平；（2）中長期損失多是將來的預計損失，而不是現時的、客觀的、已發生的損失；（3）特別是目前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中當事人或有關部門對中長期損失的調查預測方法、手段不科學，調查結果不準確，中長期損失索賠的事實依據不足。
筆者認為，在目前法律沒有作限制性規定的情況下，原則上中長期損失作為油污損失的一種形態，法院應當判決責任人予以賠償。理由是：（1）完全賠償是民事賠償的基本原則，《民法通則》、《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我國加入的《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均沒有特別限制污染造成中長期損失的賠償。我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只是規定，污染責任人“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 《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將“油污損害賠償”限定為“由于船舶逸出或排放油類后，在運油船舶本身以外因污染而產生的滅失或損害，并包括預防措施的費用以及由于采取預防措施而造成的進一步滅失或損害。”該定義并沒有排除中長期損失賠償之意，中長期損失與近期損失相比，不能說是直接與間接之分，而是損失表現的時間長短。（2）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列舉的承擔民事責任的十種形式中，適用于環境污染的有五種，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賠償損失。這里不論及其他責任形式，只談恢復原狀。恢復原狀是指將損害的財產或權利基本上回復到被侵害前的狀態。環境被污染后恢復原狀是必要的，是可能的，符合民事責任制度的宗旨。由于環境污染具有潛在性與漸進性，有的污染損害短時間內不可能立即發現，或不能短時間內立即恢復，一般來講，油污污染的中長期損害是客觀存在的，污染責任人有義務將受污染的環境恢復到污染前的狀態，包括補償并消除中長期損害。如果法院判令污染責任人恢復受污染環境的原狀（主要是治理中長期損害），一方面，如果責任人不具體履行恢復原狀的義務，法院難以具體強制責任人履行，但法院可責令責任人支付治理費用，補償損失；另一方面，責任人往往不愿曠日持久地治理受污環境的中長期損害，受害人又多傾向于直接索賠經濟損失。我國的環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規中沒有規定恢復原狀這一責任形式。因此，從恢復環境的角度出發，只要中長期損失存在，責任人就應當賠償中長期損失。（3）至于說如果將中長期損失納入索賠范圍，則眾多的近期損失索賠主體將只能得到很少的補償，由此推斷出中長期損失不應列入索賠范圍的結論，這似乎既不符合法律，又不符合邏輯。無論是中長期損失，還是近期損失，無論是數額大的損失，還是數額小的損失，作為損失存在的形態，均應當得到賠償。我們不能為了使某些損失得到更多的受償，而去限制或甚至否定其他可能更大損失的索賠，否則我們將陷于一種離奇的心理狀態，同樣是損失，“相煎何太急”？在現代法制“由契約到身份”的運動中，為了對某些群體或權利予以特別保護以達到社會的實質正義，法律可以規定某些權利優先受償，或限制對方權利，少有以剝奪同類權利予以平衡的現象。從政策導向上考慮，如果需要對眾多的小額近期損失索賠給予特別保護，在立法上或司法解釋中可以對中長期損失的索賠在數額上作適當的限制，而一概否定是不合適的。但目前沒有出臺限制性規定前，在審判實務中，對中長期損失的索賠應予以支持。（4）中長期損失多是將來的預期損失，而不是現時的、已發生的損失，這也不能成為不支持中長期損失索賠的理由。如果索賠的損失是可合理預見必將發生的損害，也應當屬于損害賠償的范圍。這在法律與司法實踐中有眾多的實例，如對傷殘者日后定期更換假肢的賠償等，未必要待必將發生的損失實際發生后才能給予賠償。作為國際上建設性的意見，1994年《國際海事委員會油污損害指南》第十一條規定：“環境損害的賠償（除利潤損失外），應限于已實際或行將采取恢復原狀的合理措施的費用。在對根據理論模式計算出來的損害作出抽象定量的基礎上所提出的索賠，不予賠償。”（5）中長期損失的調查報告不準確屬于事實問題、個案問題，不應上升成為法律上一概不支持中長期損失請求的理由。基于調查報告不準確與基于法律上的否定態度而駁回中長期損失的請求，分屬于事實依據不足與沒有法律依據兩類不同性質的原因，不能混淆。當然我們可以綜合環保部門的各種意見探討調查、預測中長期損失的科學方法，從而正確確定調查報告的采信標準。
 

綜上，筆者認為，在目前法律沒有明確限制性規定的情況下，在審判實務中，支持中長期損失的請求從我國現行法律的文意及內在的邏輯看是順理成章的，而不支持中長期損失的請求卻顯得理據不足。理論上不贊成支持中長期損失的立場在沒有被法律或司法解釋吸納前，支持中長期損失請求的司法立場應繼續堅持。至于中長期損失的調查報告不準確問題，當務之急是研究預測中長期損失的科學方法，確定中長期損失的采信標準。
二、關于船東強化反證油污中長期損失的建議在油污事故發生后，海事局作為海上交通安全主管部門首先赴現場進行船舶溢油事故調查，勘查油污事故現場，在當地政府的領導下組織清污，出具海事調查報告，分析事故原因。而海洋與漁業局作為漁業資源的主管部門，委托或者指派海洋與漁業資源環境檢測中心（以下簡稱監測中心）赴油污現場對漁業資源損失進行調查取證。而事后這兩個部門對油污損害程度描述時常存在較大差異。海事局稱：由于積極組織清污，油污得到了控制，污染不大。而海洋與漁業局稱：經檢測，污染面積大，漁業資源受到嚴重破壞。前者的工作人員指責后者夸大了損失；后者的工作人員指責前者夸大清污效果，孰是孰非，莫衷一是，這也給油污損害賠償糾紛的各方當事人埋下了一個爭議的伏筆。論文關于海洋油污損害賠償的現實與理性思考來自www.66wen.com免費論文網

監測中心一般對漁業資源損失進行如下調查：1、污染源調查；2、地理環境調查（污染區域及面積）；3、海況調查；4、水質監測，在調查海域設置若干采樣站，根據國家《海洋監測規范》、《漁業水質標準》采集海水樣品，測定海水石油類濃度，確定海水石油濃度超標（《漁業水質標準》的限定值）區域面積（如超標10倍、20倍以上水域面積）；5、漁業資源損失調查，在調查海域設置若干調查站，用監測船現場拖網調查游泳生物資源，對比近年來該區域漁業資源監測數據，分析調查水域漁業資源的變化情況，計算污染水域平均每小時漁獲率下降幅度，考慮游泳生物的回避效應，估算溢油事故造成游泳生物資源的損失率；經統一計量單位計算得出污染前的游泳生物資源的密度；以受污染面積 X 游泳生物資源損失率 X 污染前游泳生物密度，得出游泳生物損失量。以當地水產品的平均價格 X　游泳生物損失量，得出游泳生物直接經濟損失。目前一般采用專家評估法計算漁業資源損失，根據農業部《水域污染事故漁業損失計算方法規定》，天然漁業資源（中長期漁業資源損失）經濟損失額的計算，不應低于直接經濟損失中水產品損失額的3倍。據此，監測中心一般以預計污染水域漁業資源恢復原正常水平至少需 3年以上時間，并按照農業部的上述規定，以直接經濟損失的3倍計算得出污染水域天然漁業資源經濟中長期損失的數額。
海洋與漁業局代表國家向肇事船東提起漁業資源損失的索賠，首先委托監測中心調查取證，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直接證據），并按照農業部《水域污染事故漁業損失計算方法規定》中的計算辦法計算出漁業資源損失，作出漁業資源損失的監測報告。而船東一般只是在訴訟中對監測報告提出種種異議，特別是對于監測中心按照農業部的上述規定以直接經濟損失的3倍計算污染水域天然漁業資源中長期經濟損失的數額，船東一直持有異議和疑慮，但并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證，在舉證上處于消極、被動、防御的狀態。而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如果海洋與漁業局提供監測中心的監測報告，該監測中心具有鑒定資質，其監測方法又符合法規的規定，由此作出的鑒定結論應具備證據效力。而船東僅對鑒定結論提出異議，卻不能提供相應的反證予以支持，就不能推翻鑒定結論。監測報告中關于漁業資源損失的鑒定結論就應作為確定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的依據。
船東收集證據上遲緩與消極，導致其在訴訟中處于不利地位，往往叫苦連天，甚至懷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卻不懷疑自己的舉證能力。油污損害賠償的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的信息不對稱，舉證能力失衡，法院依法裁判固然符合法律公平，但可能存在事實上的不公平，留下不和諧的社會隱患。為此，筆者建議：船東方面應建立健全油污事故調查預案，提高反應能力，在油污事故發生后，應立即組織清污，回收污油，減少入海油量，并委托鑒定機構計算實際回收的純油量，核實船舶當航次開始時的載油量、航次中的油耗、船舶發生溢油事故經封艙堵漏之后的剩余油量，從而準確計算實際入海油量，作為日后訴訟的一個有力反證。同時，應注意委托有資質的機構，最好申請法院證據保全，由法院委托有資質的監測機構，監測污染水域面積、污染水質、漁業資源損失率，并對污染水域的水質及漁業資源恢復狀況跟蹤監測1－3年。法院可考慮先中止審理該類案件，待跟蹤監測完畢后，結合各方的監測數據，認定漁業資源直接損失及中長期損失。如果跟蹤監測表明漁業資源短期內已恢復到原來的狀況，或損失幅度不大，則天然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的計算就應相應調整。只有通過跟蹤監測，農業部規定的上述計算方法才能在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切實消除船東的疑慮。
目前幾乎沒有船東能采取上述措施積極收集反證，而面對數千萬元甚至更高的漁業資源損失索賠，抱怨多而作為少。因此，船東舉證推翻監測中心關于漁業資源損失鑒定的案例很少。船東只有在船舶發生溢油事故后迅速反應，及時全面收集證據，積極準備反證，由“防御”轉為“反攻”，才能改變其在舉證上的弱勢地位。只有賠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均充分舉證和對抗，法院居中認定的事實才能接近客觀事實，實現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三、關于研究制定油污損害賠償范圍與標準的設想。
海洋油污具有社會性、利益性、復雜性、間接性、長期性等特點，可能造成一系列的損害，包括：清污費用、采取預防措施的費用、調查費用等油污應急防治費用；漁船、漁具等海上及沿岸設施受污染的清洗修復更新費用；海水水產養殖損失；漁民因不能正常捕魚而遭受的漁業捕撈損失；海濱旅游、飲食服務業營業損失；其他用海的工業生產損失；漁業資源的短期、中長期損失；其他生態損失。生態環境具有很強的公共物品的特性，生態環境的所有權代表是國家，但國家并沒有對生態環境進行資產化管理。生態環境的價值是一種生態服務，而生態服務的價值難以貨幣化，且絕大多數生態服務的價值并未進入市場，而是免費提供的。生態的功能是綜合的，生態無價，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也難以準確量化。但是，任何難以量化，乃至無價的權益進入民事賠償領域，最終須依據一定的標準予以量化定價。對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貨幣化確定是認定損害賠償數額的關鍵，其困難重重，我們又不能回避，必須著力解決，出路就在于制度創新和各部門協力。
由于油污損害賠償除小部分物質損害外，大部分屬純經濟損失。純經濟損失賠償無論在世界各國的法律規定中，還是我國國內法中，均是一個正在歷經變革的難題，共識與分歧并存。我們進行制度創新解決這一難題（重點是針對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等純經濟損失范圍與數額的認定），需要在正確解釋法律一般條款和補充法律漏洞的基礎上，進行比較法分析和類型化研究，尋求一種順應時代要求和滿足社會現實的合理方案。
（一）對法律一般條款的解釋法律的一般條款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以高度的抽象涵蓋各種法律問題。對于新出現的法律問題，缺乏明確具體的可操作性規范時，只能借助于對一般條款的解釋。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關于一般侵權的規定使用了“財產”一詞，第一百二十四條關于環境污染侵權無過錯責任的規定使用了“損害”一詞；我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險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和個人賠償損失。”《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九十條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上述法條使用的“財產”、“損害”、“損失”等寬泛的概念，從字面上看應當包括油污中長期損失等純經濟損失；從社會經濟的發展看，也應當作這種解釋（見下述比較法分析和類型化研究），只是《環境保護法》使用了“直接”一詞，從損失發生的因果關系上對損害賠償的范圍進行了限定 .直接性至多只能作為控制污染損害賠償范圍的標準，而不是一概否定純經濟損失賠償的理由。
我國加入的《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第1條第6項對“污染損害”下定義為：是指由于船舶溢出或排放油類（不論這種溢出或排放發生在何處），在運油船本身以外因污染而產生的滅失或損害，并包括采取預防措施的費用以及由于采取預防措施而造成的進一步滅失或損害。我們首先應明確，該定義條款是對公約所調整的“污染損害”的限定，而不是對油污責任人損害賠償責任的限定。如果油污受害人遭受了除公約定義的“污染損害”外，還遭受了其他污染損失，受害人仍有可能依據其他法律向責任人索賠，公約的定義并無排除其他損失索賠的功能。而且公約在定義中同樣使用了“滅失”、“損害”一般性術語。對這些語義的解釋，仍應由法官依據國內法的一般觀念進行解釋。按照上述分析，公約定義的“污染損害”也是一個寬泛的術語，應解釋其包括漁業中長期損失等純經濟損失。至于英國等其他國家以及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組織不支持油污中長期損失的做法，其中肯定有法律與事實上的種種原因，我們在沒有查明原因前，不能僅參照其處理結果而盲目跟風，國外的一些實踐至多僅作為我們解釋公約的參考，不含有我們必然采納的邏輯。
（二）比較法分析油污損害同電纜毀損、航道阻塞船舶受困案件、不實陳述、產品責任、第三人侵害債權、侵犯知識產權等案例類型一樣均是純經濟損失的典型案例。純經濟損失索賠的法律保護是侵權行為法上最困難的課題，在損失范圍上具有不確定性，而且還有各種利益衡量。隨著世界經濟交往的頻繁和眾多國家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純經濟損失糾紛將經常大量發生，各國在兼顧自己法律傳統的同時，努力在法律理念和法律技術上演進，試圖妥善處理好日益增多的純經濟損失糾紛，以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在對各國法律進行比較分析時，還在整個純經濟損失的范疇中進行案例類型比較，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各國規范純經濟損失賠償的立場和方法，我們也許能從中找到我國解決海洋油污損害賠償糾紛的因應之道。
純經濟損失是被害人所直接遭受的經濟上的不利益或金錢上的損失，它并非是因被害人的人身或有形財產遭受損害而間接引起的，或者說，它并非是被害人所享有的人身權或物權遭到侵犯而間接引起的。純經濟損失是英美法上的常見概念，英國早期判例確立了原告索賠因第三人財產受損而遭受的純經濟損失不予支持的排除性規則；但英國法官Lord Atkin在1932年發生的Donoghue v. Stevenson 一案中提出了著名的“鄰人原則” ，允許原告向違反注意義務的人提出純經濟損失索賠，弱化了排除性規則的適用；以后隨著純經濟損失案例增多，英國法官在處理上存在反復和不確定性，總體上仍然采取消極限制的態度。美國也存在因過失引起的純經濟損失不能獲得賠償的排除性規則，但又表現出開明的態度，傾向采用“鄰人原則”，由此衍生出許多因過失引起的純經濟損失索賠的案例，并在立法上開始對某類純經濟損失賠償進行規定，如1990年8月頒布了有關在可航水域或鄰近海岸傾倒油污的責任的聯邦法規，規定責任人要負責賠償清污費用和其他一切損失，尤其是，利潤損失或因不動產、動產、或自然資源的損害、破壞或喪失而造成的謀生能力的削弱均可獲得賠償。在該油污責任下，受污染海域鄰近的旅館、餐廳所受純經濟損失等都可獲得賠償。該油污責任有最高限額，根據溢油船舶噸位最高可達一千萬美元，聯邦基金也可提供部分額外補償。

法國法使用了寬泛的損害概念，即使因過失所引起的純經濟損失亦可得到賠償，但受到“直接性”標準的限制。德國法院通過解釋《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一款關于一般侵權行為規定的“其他權利”，將純經濟損失納入“其它權利”的范圍予以保護，但同樣通過法律技術進行合理控制。德國水法第二十二條允許賠償純經濟損失，如清理油污的費用，但原告限于直接受到油污影響的人，如海灘附近的旅館的店主。間接受到損害的人，如游客、遠離海灘的旅店主、市政府等則不能獲得賠償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兩大法系的主要國家均傾向在合理控制的條件下保護純經濟損失，美國和德國還專門通過成文法保護包括純經濟損失在內的各類油污損害。我國應順應這一趨勢，適當保護油污損害在內的各類純經濟損失，原則上應支持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及其他純經濟損失的索賠，但以“直接性”標準合理控制當事人的賠償范圍和數額 .（三）類型化研究 — 制定賠償范圍和標準不同類型的案件所發生的背景不同，所引起的利益衡量和政策考量因素也不同。將大量發生的相類似的判例進行分類歸納，找出處理該類型案件的一般方法，有助于提高法律適用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已陸續出臺了關于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期貨交易、人身傷亡、船舶碰撞等各類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有效地指導各級法院公正高效審理各類型案件。從總體上看，根據我國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傳統，對于經研究可歸類的損害賠償類型，無論在現在《民法通則》下，還是在將來的“民法典”下，有關賠償的規定基本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民法中統攝所有侵權行為的一般條款（如《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層次為某類侵權的特別規定（如《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關于環境污染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特別規定以及《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我國加入的《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的特別法規定）；第三層次為關于貫徹上述法律的原則性規定的實施細則，一般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司法解釋將詳細規定計算損害賠償的具體標準、參考因素、計算方法等。
我們對油污損害賠償作類型化研究，較理想的結果是出臺一部關于油污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該部司法解釋將與最高法院已作出的關于人身損害賠償、期貨、證券市場虛假陳述、船舶碰撞等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并駕齊驅，共同豐富我國損害賠償的法律體系。這些已頒布的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制定的理念、法律技術、經驗，是值得我們對海洋油污損害賠償通過作類型化研究，而進一步制定司法解釋所借鑒的。以人身損害賠償為例。常言人身無價，但進入民事賠償領域必須量化。最高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了人身損害賠償的范圍和計算標準，其成功至少離不開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正確認識人身的價值以及體現或實現人身價值的主要因素，最終確立了對人的傷、殘、死可量化的賠償標準，如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交通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營養費、殘疾賠償金、殘疾輔助器具費、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死亡賠償金等。二是正確估計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整體賠付能力，作出適當的政策考量和利益均衡，確定賠償范圍和幅度，如20年死亡賠償金等。三是有賴于各級政府統計部門公布的各種統計數據，如職工平均工資、各行業的平均工資標準等。沒有這些數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難以具體實施。同樣，當我們為油污損害賠償確定賠償范圍和賠償標準時，至少也需要作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正確評價海洋環境，確定油污損害賠償的指標體系，明確可列入賠償的損失項目。二是認真調查油類運輸船東和石油進出口商的經營狀況與風險、給付能力、風險社會化的狀況等因素，作好政策考量，確定適當的賠償幅度。賠償幅度應與一般油運企業和其他相關企業的賠付能力和承受能力相適應。三是海洋漁業主管部門、海洋環境保護部門等對我國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的漁業資源和海洋生態作全面監測，根據漁業資源和海洋生態的優良狀況將海域劃分若干等級，對油污可能對海域造成的損害程度也可劃分為若干等級。最終綜合考慮，對于難以量化的漁業資源（含短期和中長期損失）和海洋生態損失，由國家有關部門根據海洋監測情況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確立一個適當的賠償標準予以公布，以便確定油污肇事者在什么等級的海域，傾倒或泄漏多少噸油類，造成多大面積的海域污染，達到多大等級的損害，須向國家賠償多少錢，補償漁業資源和海洋生態損失。其中以溢油噸數和受污染海域的等級作為確定賠償的主要因素，允許肇事船東提供反證證明實際損害低于規定的賠償標準。簡言之，就是直接對我國海域的漁業資源和海洋生態因油污污染造成損害程度予以“明碼標價” .若此舉告成，則最高法院在此基礎上作出油污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會水到渠成 .油污事故分別在不同方面分別受到海事、環保、漁業主管部門的管理。科學界定污染損害程度與適當量化賠償數額涉及自然科學（生物、化學、物理等）和社會科學（經濟、文化、社會政策等）里的多領域交叉，受到國內法和國際公約的共同調整，問題錯綜復雜。對我國海域的漁業資源和海洋生態“明碼標價”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需要海洋漁業、環保部門、石油運輸和貿易的主管部門、海事局、法院等多個部門的相互協力才能完成。這項工作具有如下重要意義：1、“明碼標價” 表明我們努力解決問題，不回避問題，堅持有損失就有賠償的原則，對漁業資源和海洋生態損失進行適當賠償，保護國家自然資源。2、“標價”適當可以很好地平衡國家整體利益與油運企業的個體利益，在保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也適當降低油運企業的經營風險，鼓勵并促進油運企業的發展，避免因個案過高或過低的漁業資源賠償而導致國家與企業利益的失衡。3、直接“明碼標價”，與個案通過油污損害監測、鑒定的復雜程序確定損失相比，簡單明了，便于迅速解決糾紛，避免當事人因對漁業資源短期及中長期損失的鑒定結論發生爭持而陷入累累訟爭。4、“明碼標價”便于各法院統一裁判尺度。目前，各地油污損害的當事人委托不同的鑒定機構監測、鑒定油污造成的漁業資源損失，不同的鑒定機構所采用的監測工具、測量方法，估算取值范圍等會有所不同，鑒定結論存在較大差異在所難免。不同法官的自由裁量也不同。通過制度創新統一裁判尺度，有利于創造公平和可預見的司法環境。5、“明碼標價”可大大提高油污損害賠償的可預見性，有利于油污損害風險進入保險市場和建立賠償基金，提高其風險分散的社會化程度，并促進社會相關產業的發展。6、油污損害的“明碼標價”也可為法院處理其他有毒有害物質污染海域賠償糾紛提供參照依據，法院可依據其他有毒有害物質與石油類對海域危害性的比例，相應地調整賠償數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