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50年的區域不平等:以中央計劃、改革開放的視角

 中國50年的區域不平等:以中央計劃、改革開放的視角
拉維坎普    張曉波
美國     
聯合國大學項目會議-關于亞洲空間不平等 聯合國大學中心,東京2003年3月28日至29日

摘要: 本文建構和分析了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到目前為止長時間序列的地區不平等現象。在過去50年里，出現了三個不平等的高峰, 這恰好與50年代末的大饑荒,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以及90年代后期政策的開放和全球一體化相吻合。計量經濟分析證實了不同階段的區域不平等可以通過三個關鍵政策變量—重工業占國內產出總值的比重、分權的程度、以及開放的程度來解釋。
關鍵詞：不平等，兩極，分權，工業化，開放，全球化，中國經濟

 3、中國歷史上不平等現象的演變：以敘述的角度
 根據標準的討論，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可以分為幾個階段：1949-56年(革命和土地改革時期)，1957-61年(大躍進和大饑荒時期)，1962-65年(后饑荒的恢復時期)，1966-78年(文革和改革過渡時期)，1979-84年(農村改革時期)和1985年至今(后農村改革，分權和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對外開放時期)。
 表1列出了中國從1952年至2000年的經濟指標。它包括經濟政策的三個主要指標，重工業占國內總產出的份額（衡量對農業的偏見和中國的比較優勢），貿易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開放度），地方政府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衡量分權程度）。圖1顯示了在上述不同階段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演變過程。 表2列出了長期不平等的時間序列,以及圖2描述了以基尼系數和廣義熵指數衡量的地區不平等在以上六個發展階段的演變過程。兩項指數以相關關系的波動,跟中國在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情況相當吻合。
 在土地改革實行后，中國共產黨早期執政的幾年里，不平等性是相對較低和穩定的。但是，在大躍進與大饑荒時期，不平等性在急速增長，在1960年達到了一個頂峰。在大饑荒的恢復時期，呈現下降趨勢，在1967年達到谷底。但由于受到始于1966年年底發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不平等又開始增長，在1976年達到高峰的。從文化大革命到農村改革的過渡時期，不平等在不斷下降，在80年代早期呈現加速下降的趨勢，并在1984年達到了谷底。在1984年后的后農村改革時期，當中國實施分權和對外開放后，經歷了對外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爆炸性增長，不平等穩步上升,并在2000年達到了數據序列里最嚴重的狀況。
 因此，在過去50年中，不平等已經在大饑荒時期、文革結束時以及當前全球一體化時期達到了三次頂峰。事實上，中國在2000年地區差距的基尼系數，超過了1976年文革結束時以及1960年大饑荒時不平等高峰的水平。利用基尼系數測量，不平等在2000年比1960年約高出16%。
 同樣，在不平等的整體演變中有三個主要的低谷期，分別是1952年，時間序列的開始階段；1967年，大饑荒恢復的結束和文化大革命開始影響之前；1984年，農村改革的結束和全球一體化的擴張期。總體而言，不平等似乎很低，當政策一般用于鼓勵農業和農村部門時，當這個部門被相對忽略時，則顯得很高。這些影響可以進一步通過將不平等的總體分解成子組并研究這些子組的演變的方法調查得到。
 正如前一節所討論，廣義熵指數是可以小組歸納與分解的，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不平等的構成。56個數據是每年觀測28個省份農村和城市并組成的總體布局，可分為農村和城市觀測全國各省，利用方程式(2)廣義熵指數可以分解成一個“農村-城市組內”與“農村城市組間”(我們將稱之為城鄉不平等)兩個分量。總體廣義熵指數和農村-城市組間的分量見表2。而農村-城市組內的分量是不同的上述兩項的。
 在中國，尤其是在后改革時期，一個關鍵方面的不平等，是內陸和沿海各省之間的。(崔，1993年；陳和弗萊舍，1996年；姚1997年；張和坎普，2001)。我們根據將北京、遼寧、天津、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和廣西作為沿海地區，其他省份作為內陸地區的劃分方法，因此,可以把56個觀測數據分成沿海22個及內陸34個，相應地對廣義熵指數進行分解。“內陸與沿海組間”分量(我們將稱之為內陸-沿海不平等)的報告見表2。
 圖3-5將上述的敘述變成對總體不平等和城鄉及內陸沿海不平等的影響分析，經歷了較多的步驟，并為下文的計量檢驗提供了一些初步的假說。在中央計劃制度下，中央政府有相當大的權力分配和使用財政收入，不惜以犧牲效率為代價來實現平等的目標。 隨著經濟改革，中央政府賦予地方政府在分配的資源方面更大的自主權，并承擔更多的責任(馬，1997年；林、劉和鐘，1997年；錢和羅蘭德，1998)。圖3表明，在一般情況下，在改革期間，當地政府支出所占份額不斷增加，盡管有一些項目要作為政府重新評估其優先事項進行定期審查。隨著新的財政體制的建立，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激勵去促進經濟增長。然而，由于不同的歷史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不同地區的增長速度可能有所不同。在財政分權體制下，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手段的地區，必須更多地依賴于提取的征收和強制攤派，這會阻礙了當地經濟的增長。經濟結構多元化和收入基數較大的地區有較大的自由度，以資助經濟的發展(張等，2003)。不足為奇的是，如圖3，不平等與分權兩者緊密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