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之旅

 魏晉南北朝文學之旅

 2. 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
 由于文學日益擺脫經學的影響而獲得了獨立的發展，開始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魏晉南北朝 時期無論詩歌、散文、辭賦、駢文、小說等文學樣式，都取得了顯著成就。
    詩歌
  �� 先就詩歌來看，漢末魏初，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社會背景之下，文人的詩歌創作進 入 到“五言騰踴”的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被稱為“建安文學”。以曹操、曹丕、曹植 父子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等所謂“建安七子”為代表。他們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氣” 這種共同的時代風格，后人稱為“建安風骨”。其中曹操的詩歌，沉雄悲涼，反映了動蕩的 社會現實，表露了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如《蒿里行》、《短歌行》、 《步出夏門行》等。曹植詩中的個人抒情形象十分鮮明，語言精美工致，前人評價其詩歌藝 術成就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詩》等 篇章，是“建安文學”中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杰作。
  �� 魏晉之交，隨著世風的變易，詩歌創作呈現出與建安時代不同的風貌。阮籍寫了80多首《 詠懷詩》，內容大都表達對當時政治的不滿和自己無法解脫的苦悶心情。但由于生活在尖銳 復雜的魏晉易代之際，表達時采取了隱諱曲折的手法。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表達了自己 不愿與司馬氏合作的耿介態度。另外左思有八首《詠史詩》。他們在精神上繼承了“建安文 學” 的進步傳統，進一步推動了五言古詩的發展。東晉時能夠超越流俗的大詩人便是陶淵明，他 因貧出仕，目睹官場黑暗，不愿同流合污，決心辭官歸隱，采取了與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 他的詩描繪自然風光的美麗，歌頌田園生活的平和，也表現了親自參加農業勞動的喜悅和辛 勞，以《歸園田居》、《飲酒》等為代表。陶詩的風格較多表現為自然平淡，但《讀山海經 》、《詠荊軻》等也顯示了詩人“金剛怒目”的一面。陶淵明詩對唐代的山水田園詩派有直 接 影響。他的一些辭賦和散文，數量不多，卻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記》、《歸去來兮 辭》、《感士不遇兮》等。
    駢文
 詩歌而外，駢文有突出的發展。我國散文從東漢起已漸趨整飭對偶，魏晉時期更形成了駢體文。這時在形式主義文風盛行的影響下，出現了駢文的高潮。駢文幾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領域，只在歷史和其他學術著作中，散文才保有一塊微小的地盤。駢文詞藻華麗，對偶工整，音韻優美，有其藝術特點，也出現少數內容上有價值的作品，但就其主導方面來說，卻是以華麗纖巧的形式掩蓋空虛貧乏的內容，是形式主義的東西。魏晉南北朝歷史的多變、不安定性與文學發展的關系。魏晉南北朝文學在時間與空間上的不平衡性。魏晉南北朝文學所呈現出的多階段性。魏晉文學：以人主體精神與富有現實及歷史內涵的感情世界為主要的表現對象，采用比興言志的基本方法，呈現出高古自然的文學風格。南朝文學：經歷玄言——山水——宮體的變化過程，以人審美生活與審美客體為主要的表現對象，倫理價值的隱晦與主體精神的失落，氣骨頓衰的風格現象，文學藝術美的充分強調及其得與失。
 
    小說
 小說的發展也是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要現象。
 魏晉南北朝出現了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其中晉干寶的《搜神記》和南朝劉義慶的 《世說新語》最值得重視。《世說新語》記載了自漢至晉不少上層士族人物的軼事言談，寫 人氣韻生動，記言簡約精妙，開后世筆記小說之先聲。�ノ覈�自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加之道教興起，佛教傳入，這些巫師、僧侶大都“張皇鬼神，稱道靈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而整個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經常受到威脅，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很多記錄靈鬼怪異的小說，其中干寶的《搜神記》成就最高。作者的主觀目的雖在宣揚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編造的神異故事，具有較高的人民性。魏晉時期清談玄理、口評人物的風尚又促成了記錄人物軼事小說的出現。它與志怪小說不同，是以現實的人物言行為對象。劉宋初年出現的《世說新語》是魏晉軼事小說集大成之作，它廣泛地反映了由漢末至晉士族階級的思想、生活面貌，藝術上也有獨特的成就。
 我國小說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才粗具規模，它們標志著我國小說的一個重要階段。道教影響于文學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它對中國文想象力的刺激。儒家是重功利的，重實用的，很少有神奇的怪誕不經的想象，而道教因為求仙，描繪了一幅美妙的仙界，這對于文人想象力的開發，對于文學作品中富有浪漫主義的藝術境界的描繪，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文學批評 
 魏晉南北朝時期哲學思想的活躍，也帶動了這一時期文藝思潮的活躍。其主要特征：
 1 、這一時期文學批評著作大量涌現。文學批評著作的大量涌現，是文學思想、文學思潮活躍的最直接、最顯著的表現之一。在先秦兩漢時期，沒有專門論及文學創作與批評動的著作，那一時期人們對文學的看法，大體沿襲漢儒論詩的 “ 詩教觀 ” ，即所謂文學是用來 “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 的政教工具。但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論著大量出現，并已擺脫了兩漢的儒家詩教觀的束縛，涉及到了文學的地位，文學的風格特征及其與作家才性的關系，文學創作的內部規律、文學創作與時代關系、文學的文體特點，文學批評與批評的原則、方法、態度等等一系列的問題，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典論 · 論文》、《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同時，這一時期的文學總集也體現了一定的文學思想，如《文選》等。
 2 、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就文學批評的概念、術語，逐步形成了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一些特定的范疇。如 “ 風骨 ” 、 “ 風韻 ” 、 “ 形象 ” 、 “ 意象 ” 、 “ 興會 ” 、 “ 興象 ” 等，也開始探討 “ 意與象 ” 、 “ 形與神 ” 等的關系。這些前所未有的概念、術語的出現，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內容，同時，它也標志著這一時期對于文學內部規律探索的加強。
 3 、這一時期在文學創作上所體現出的文學思潮也極為活躍。從 “ 建安風骨 ” 到 “ 正始之音 ” ，從東晉 “ 玄言玄理 ” 再到劉宋 “ 山水清音 ” ，從齊梁 “ 新體 ” 再到梁陳宮體，文學的風尚、題材、風貌的潛衍流變，無不呈現出這一時期求新求變的文學風貌，也折射出文學思潮的活躍。南朝的文學批評獲得了空前的成就。魏晉時期，已不斷有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著作出現，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等。到了南朝，由于文學創作的繁盛，文學日益成為一個獨立部門，文學觀念也日趨明晰。宋文帝開始立文學館，與儒、玄、史三館并列。宋范曄著史單立文苑傳。這時發生的文筆之辨，更是一場關于文學界限的爭論。這些無疑都對文學研究起著促進作用。加以形式主義文風的盛行，激起了一些進步文人的不滿。在這樣情況下，劉勰、鍾嶸繼承了前人文學批評的成果，創作了《文心雕龍》、《詩品》兩部文學批評巨著。它們都有鮮明地反對形式主義文風的傾向，同時也把文學研究推到新的階段。《文心雕龍》體大思精，對文體、創作、批評各方面都有系統的論述。《詩品》品評了眾多詩人的成就與風格，其序言論述詩的起源和發展，頗有獨到見解。這兩部著作對后代文學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民間文學與政教文學向文人文學的轉變，文人文學傳統的正式形成。文學中人主題的突出，從政教文學向性情文學的發展。關于“文的自覺”、“人的自覺”問題的討論歷史回顧。文體意識的突出及文體的大發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體。
 以上這些表現都是前此的文學史所未曾有的，而這正是文學走向自覺的表現。
     了解西晉與東晉
 兩晉文學又可分為西晉與東晉兩個階段。西晉文學以太康時期為主，呈現出短暫繁榮的局面。太康是武帝年號（ 280—289 ），這一時期經濟呈現上升局面，文學上出現了以 “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 為代表的作家群。太康文學呈現出對繁縟、對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漸喪失了建安文學的風骨，但在語言運用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尤其是左思對門閥制度的抗議、抒發寒士不平之鳴的詩歌，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富有光彩的亮點。
 東晉文學起自晉室南渡（ 317 年），終于劉裕篡晉（ 420 年）。自魏晉以來，在哲學思想領域所興起玄學，至西晉時盛極一時。降及東晉，玄風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學流行，玄佛合流，整個文壇為玄風所籠罩。這種風氣影響到文體，使得玄言詩占據文壇長達百年之久，因此東晉除了玄言詩外，無可稱道者，惟晉末陶淵明的出現，才為東晉文壇帶來了新的氣息而成為東晉文壇之異彩。
 
 　三.由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過程以及其成就 分析在中國文學史上, 處于什么樣的地位　
 
 自整個中國文學史觀之，魏之南北朝是一個充滿新變的時代，一個充滿開拓與創造力的時代，一個許多新的文學思想、文學觀念、文學題材與體裁、文學風格與表現方式產生的時代。這近四百年間，涌現了一幕幕生動的、活潑的文學景觀，可以說，沒有這一時期文學上的孕育、蘊釀，就沒有后來文學史上的更為恢宏、壯麗的繁榮景象。對于這一階段的文學地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文學的獨立價值被認識,地位被肯定了，文學個性,抒情性加強了 .它使中國文學擺脫了政教觀念的束縛，進入了文學的自覺時代。
  隨著文學的自覺，對于自身的特點、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一些內在規律的認識更為深刻、豐富了。在此之前，還沒有哪一個時代對文學自身作過如此深入、細致的探索，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值得大書一筆。
   文學的題材、體裁更豐富了。山水題材、田園題材、游仙題材乃至宮廷題材、邊塞題材都出現了，而且奠定了后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五言詩逐漸興盛，成為中國詩歌史影響最大、創作量最多的一種詩體，七言詩在形成中。駢文、駢賦也大大發展，達到了高峰。小說這一文體也有了一定基礎與規模，出現了志人、志怪兩大類。
 
 魯迅曾經說過，魏文帝曹丕“著有《典論》……那里面說：‘詩賦欲麗’……他說詩賦沒必要寓教訓，他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于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那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所說“詩賦寓教訓”是儒家的主教化的文藝把文學自儒家經典的附庸中解放出來，因此出現了“詩賦欲麗新的文學自覺時代”。等到了晉朝，陸機又提出“詩緣情而綺靡(細致華麗)”(《文賦》)。“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音節調利)以自妍。”(《文心雕龍·明詩》)劉宋的山水詩又以“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則追新”(同上)。南齊“永明體”詩又在聲韻上講究四聲，為了避免八病，追求對仗。魏晉時代又形成作詩的講求對偶、大量用典故、講究壓韻與雕琢文辭的駢體文，直到南朝時又形成彬彬之盛的局面。上面這些文學史現象都說明魏晉南北朝的確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
 凡此，都為中國文學進一步發展與繁榮奠了基。魏晉南北朝的文壇出現的新的格局，開拓出了個性化與美文化的多元發展前景。所以說,沒有這一時期文學上的孕育、蘊釀，就沒有后來文學史上的更為恢宏、壯麗的繁榮景象。

 
 說到中國文學中古期的第一段,從魏晉開始，歷經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綜觀這段文學，是以五七言古近體詩的興盛為標志的。這是中國歷史上大分裂、大動蕩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學藝術大交融的時期。如流傳得廣而經久不衰的作品有: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庾信《哀江南賦》，還有“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的典范.魏晉南北朝期間，文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學的自覺和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在這些變化中是最有意義的.  至從公元 196 年（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公元 589 年約近四百年，是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北朝，這一時期的文學稱為魏晉南北朝文學，也有稱為中國中古文學。
 
了解文學發展前 , 我們先了解時代的背景：
 
 魏晉南北朝時期，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的 “ 亂世 ” 。這近四百年間，北方是十六國的混亂局面，南方則宋、齊、梁、陳幾個朝代頻繁更迭。這一時期除了西晉的統治時間較長外，其余的朝代均為時較短，最短的蕭齊政權不過 20 余年，王朝更迭帶來的爭斗以及南北對峙帶來的相互攻伐，使這一時期戰亂不斷，少有寧日。戰亂使很多人喪生，也帶來了饑饉、瘟疫及大規模的人口遷徙，這些都深刻地影響了文人的心態與精神風貌，同時也影響到整個文學創作的主題、題材與作品的基調。因為戰爭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靈敏感的作家與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運的多變難卜，人生禍福無常以及生命個體面對多變的時代風云的無能為力，于是，我們便在魏晉南北朝文學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學主題，如生死主題、游仙主題及隱逸的主題。在亂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現為或慷慨悲歌、或任誕放達、或及時行樂，追求聲色，而文學風貌也呈現出或梗概多氣、或隱約曲折、或綺麗華靡的特點，這些都不能不說和特定的時代背景相關。
 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社會動蕩不寧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點則是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又稱士族（世族）門閥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門大族。兩晉是士族制度社會，士族是一個非常腐朽的階級。他們一味追求享樂，不敢正視充滿尖銳矛盾的現實，只是依靠門第，把持高官，卻又要“不以物務嬰心”。在這種情況下，清談玄理的風氣更為興盛。士族階級一方面用老莊的任誕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縱欲享樂生活；一方面又從老莊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尋求茍安生活中的恬靜心境；同時還以清談高妙的玄理點綴風雅，炫耀才華，掩飾精神的空虛。
 在兩晉玄學的發展中，由于階級關系的復雜，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玄學家表現了不同的政治觀點。郭象發展了何晏、王弼的儒道調和思想，主張自然與名教合一說，目的在于論證士族統治的一切現行制度都是合理的，是士族階級利益的代表。鮑敬言則發展了阮籍、嵇康的思想，創“無君論”，認為“君臣既立，眾慝日滋”，只有“無君無臣”的“曩古之世”，人民才有富足安寧的生活。這是反映了小私有者的幻想與要求。陶淵明的桃花源理想正是和這種思想相通的。
 佛教和道教的發展也是這一時期文化思想領域中的重要現象。佛教由東漢開始輸入，經歷三國時代，到兩晉時期更為興盛，佛寺日漸增多，佛經大量翻譯出來。不過，在玄學盛行的情況下，士族偏重于佛教義理的研究，他們吸收了佛學中的唯心主義哲學，把玄學推到了更高的階段。漢末開始創立的道教，原來主要在民間流行，這時也產生了貴族道教，出現了葛洪這樣的教徒，在士族階層中影響愈來愈大。天師道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士族門閥制度無疑是落后反動的，因為它強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礙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進之路，加劇了士庶之間的矛盾。而門閥制度作為這一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特點，對這一時期文學特色的形成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  表現為這一時期的文學中，寒士不平成為一個重要的主題。面對士族把持政治權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們的作品中發出強烈的呼喊，形成了一個具有時代性特點的文學主題。左思的《詠史》，鮑照的《擬行路難》十八首，都將他們的不平傾注于詩中，成為這一時期此類文學的代表。
 (2)  士族不僅僅是政治上的高門，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現在文化上。 陳寅恪 先生說： “ 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高   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徵，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 ”“ 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于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之因襲。 ”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優越的先天條件，對于形成其在文學上的優長具有重大的影響。南北朝時期出現的以世家大族為中心的文學家族或文學集團，即與士族的文化承傳有關。以世族文人群體為特征而構成的文學集團，成為六朝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因為世族普遍地愛尚文義，其群體趣味與個體性情在文學中多有表露，且能影響其文學思想與創作實踐。兩晉時的陸氏家族，劉宋時的謝氏家族，蕭梁時的蕭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學家族，即是這方面的代表。
 (3)   士族由于其獨特的地位與藝術素養，對其文學創作的主題與藝術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響。由于士族重門風與禮法，大都具有家族的使命感，因而他們的作品中也多有追述或炫耀門第、追敘祖先功德之作。其在藝術上多追求典雅、精工等審美特征，這些都對六朝時期文學風貌的形成產生巨大的影響。
 
 （二）在時代的大背景下,了解文學發展是存在于如何大的思想風潮中
 這一時期在哲學思想領域的特點是，思想活躍，各種思潮紛紛興起。約而言之，則可概括為儒學式微、玄學興起，佛、道二教廣泛傳播流行。
 1. 儒學式微
 自從漢武帝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儒家思想作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在兩漢時期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不僅是整個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綱紀，而且也影響著士人的政治生活與思維方式。漢末黃巾起義，不僅動搖了漢朝的統治，同時也動搖了兩漢數百年間儒學一尊的地位。面對滿目瘡痍的社會與紊亂崩潰的綱紀，要重新恢復整個的安寧穩定與秩序，新的地主階級的統治者必須尋找一種更為切實、更行之有效的治國之術。漢末乘時而起的曹操即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至于選拔 “ 不仁不孝，而有漢國用兵之術 ” （《求逸才令》）的人，同時作為北方的實際統治者，曹操的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學的衰落。顧炎武《日知錄 · 兩漢風俗》中說： “ 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馳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于是權詐迭起，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學問為本，專以交通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 …… 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馀。 ” 即指曹操的措施所帶來的思想的變化。儒學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從桎梏中解放出來，于是便出現了思想界的活躍局面，各種 “ 異端 ” 思想便流行起來。
 
 2. 玄學的興起與佛、道的流行
 儒學式微的同時，則是玄學的興起與佛、道的流行。
 晉時期，壟斷了政治和經濟的士族階級也壟斷了文化。在他們的把持下，文學離開了“建安風骨”的傳統，很少反映社會現實，主要成了表現士族階級狹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藝術趣味的工具。為了掩蓋內容的空虛，他們刻意追求形式的華美，把文學推上了形式主義的道路。晉初詩人傅玄、張華已表現出這樣的傾向，但一部分樂府詩還不失漢樂府遺意。到了太康時期，社會的表面繁榮使士族文人更加無視現實，一味歌功頌德，形式主義得到迅速的發展。以陸機、潘岳為代表的一些詩人的創作，不是機械地擬古，毫無新意；便是內容貧乏，只追求詞藻的華縟和對偶的工整。但是，西晉社會的現實矛盾也促使少數詩人面向現實，寫出了內容較充實的詩篇。出身寒微的太唐詩人左思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以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抨擊了腐朽的門閥制度。在西晉末年尖銳的民族矛盾中成為愛國志士的劉琨，寫出了有深厚的愛國感情的詩歌。郭璞的詩也反映了一定的現實內容。從西晉末年開始，由于清談玄理風氣的盛行，“因談余氣，流成文體”，詩壇漸為玄言詩所統治，其代表作家孫綽、許詢等人的創作都“平典似道德論”。玄言詩統治文壇達百年之久，直到晉末杰出的詩人陶淵明出現，才為空虛的東晉文壇帶來富有現實內容的創作。他的詩歌對腐朽的士族社會表現了極端憎惡與否定的態度，表現了他的不同流合污的高貴品格和躬耕自給的生活理想。由于在田園勞動中接觸了下層勞動人民，親身體驗了農村生活的貧困，后期創作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反對剝削壓迫，要求以自己的勞動創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提出了桃花源理想。他的詩具有平淡自然的風格，濃郁的生活氣息，并能創造出很高的意境，大大提高了五言詩的藝術水平。 

 
 最后, 以一首曹操的 <<短歌行>> 結束 <<魏晉南北朝文學之旅>>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幽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喲喲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在用相存。契闊談謙，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參考文獻
 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北京北新書局   1925年
 2. 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年
 3. 陳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12月
 4. 程章燦 《世族與六朝文學》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8年 7月
 5. 錢基博 《中國文學史》 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