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杜甫的“三吏”和“三別”

本論文在中文系文學論文欄目，由論文格式網整理,轉載請注明來源www.donglienglish.cn,更多論文,請點論文格式范文查看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在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上，占有承前起后、繼往開來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他所寫的“三吏”和“三別”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三吏”即《新安吏》、《潼關吏》和《石壕吏》；“三別”即《新婚別》、《垂老別》和《無家別》。從詩的題目的整齊上和篇數的對稱上，我們可以看出這六首詩是杜甫有計劃、有安排寫成的組詩，特別值得我們用心來閱讀。在本篇論文中，我就要重點闡述一下“三吏”“三別”的同異，探討一下杜甫的創作意圖是通過什么樣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的。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而杜甫的詩自唐以來就被公認為“詩史”，和現實生活關系尤其密切。因此，在分析作品之前，首先要敘述一下“三吏”“三別”的寫作背景。這六首組詩，原題下注有“收京后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之語，點明其時代背景。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儀收復長安和洛陽，旋即，郭子儀和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乘勝率軍進擊，以二十萬兵力在鄴郡包圍了安慶緒判軍，局勢甚喜。然而唐肅宗只信任宦官，不信任將師，諸軍不設統帥，只派宦官朝恩為觀軍客宣慰處置使，使諸軍不相統屬，又兼糧食不足，士氣低落，兩軍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軍至，唐軍遂在鄴城大敗。在官軍全面潰散之際，“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戰馬萬匹，唯存三千。軍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市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難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①唐王急于為前線補充兵力，便向各處征集壯丁，以至連未成年的少年，垂暮的老人，甚至老婦人也都被抓去充役，鬧的雞犬不寧。乾元元年，杜甫由左拾遺貶職為華州司功參軍。冬末，他只身一人赴洛陽探望家鄉后回華州，途徑新安、陜縣、硤石、靈寶、潼關等地的時候，到處都遇到官吏們在征兵拉人，吏卒們不分晝夜在喧呼嚷叫，婦孺老幼在啼哭傾訴。詩人的心和人民跳動在一起，他把這一路所見的許多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事情進行了藝術概括和提煉，寫下了《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六首詩，這就是被后人稱為杜甫代表作的“三吏”“三別”。詩人抓住他們之間的一些共同點，作了精心的構思和巧妙的安排，便成了一個和諧統一的整體。他們的共同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創作思想上，“三吏”“三別”圍繞如何看待當時的兵役制度這一個中心，從兩個側面來進行構思，組織材料闡發自己的觀點，充分體現了作者表現勞動人民和他自己的與國共存忘的偉大愛國精神和情懷。由于“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叛亂，當時的戰爭是維護統一，制止分裂的正義戰爭，因而當時人民一沒有起來革命，二沒有遠走高飛，而是忍受著痛苦走上了戰爭前線。詩人一方面批判了兵役制度的種種弊端，反映了唐王朝那種毫無章法、喪失理智的抽丁給百姓帶來的巨大災難；另一方面又希望百姓支持官軍順從服役，表現了人民群眾為了國家的統一，不得不忍受各種痛苦應征服役的愛國精神的矛盾思想。正如馮至先生所說：“這六首詩不只單純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深刻表達了作者內心的矛盾。這矛盾……是在封建社會里一個愛人民、愛祖國的詩人在人民與統治者中間感到的劇烈的沖突。”②
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詩人，杜甫首先真實又憤慨地描繪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無窮苦難。《石壕吏》中的老婦，三男戍，二男死，孫方乳，妻無裙，翁逾墻。為了救下老伴和兒媳婦，不顧年邁力衰，寧愿犧牲自己請求差役帶上她連夜“急應河陽役”。結果官吏卻不顧她的哭訴，把她帶走。“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孫、夫妻殘酷至此，民不聊生極矣！”③《無家別》則通過一個在鄴城戰役僥幸活下來的士兵的自述，描述了戰亂中農村蕭條、殘破的景色，描寫了他第二次被征而無家可別的慘痛，道出了廣大勞動人民“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的悲痛心聲。此外，還有獨伶俜的瘦男，臥路啼的老妻，明大義的新婦等等。他們的悲慘遭遇無不叫人垂淚。詩人通過對嗚咽的白水，抽涕的清山，風巒上的烽火，丹原上的積尸的描寫，憤怒的控訴了導致這場禍亂的統治者，對飽受戰亂之苦的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可以說，“三吏”“三別”實際上是詩人用血和淚寫出的一部勞動人民的戰爭苦難史。
杜甫同情人民，同時又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當國家存亡迫在眉睫時，他出于對祖國命運、民族利益的關心，就不能不從另一角度來考慮處理問題。在《兵車行》中，詩人在控訴了“天地終無情”之后，又含淚賞慰涕血的中青。“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相州之敗，本來罪在朝庭和唐肅宗，杜甫卻說敵情難以預料，用這樣含混的話掩蓋失敗的根源，目的是給朝廷留點面子。本來是敗兵，卻說是“歸軍”，也是為了不至叫人過分喪氣。“挖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所謂戰壕挖的淺，牧馬勞役很輕，郭子儀對待士卒親如父兄等等當然是安慰之詞。唐軍討伐安史判軍，當然可以說名正言順，但那里能談得山愛護士卒、撫養分別呢？杜甫講這些話，都是對強征入伍的中男的安慰。詩人在揭露的同時，又鼓勵人民參軍，是他內心矛盾的充分體現，又是社會現實本身矛盾的體現。
詩人還高度歌頌、贊揚了前線附近民眾顧全大局、團結御辱的愛國主義精神，塑造了各種不同類型的愛國主義者形象。《新婚別》中的新婦深名大義，堅貞自誓，強作歡顏，鼓勵愛人“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垂老別》中的老戰士子孫陣亡殆盡，老起又缺衣少食，自己卻憤然投軍。詩人給我們塑造了一個正直豁達大度，而又富有愛國心得老翁形象。詩人的這種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使得“三吏”“三別”不同于早期的“兵車行”和前后出塞，不再是一味的反戰、控訴，而且有控訴也有維護，有憐憫也有贊頌。圍繞兵役制度這個中心，有叛有慰，這正是“三吏”“三別”在創作思想上的共同點。
第二，“三吏”“三別”在表現手法上是一致的，都是寓強烈的主觀感情于客觀的敘述描繪中。無論是對統治階級的控訴和揭露，還是對人民的同情和勉勵，都不是詩人自己的大聲疾呼，直接表白，象“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直接控訴、指斥的詩句在“三吏”“三別”中看不到了。“三吏”中，他勉勵獨伶俜的瘦男，在《潼關吏》中他警告守官吏“慎勿學哥舒”，在《石壕吏》中，他又作為官吏橫行的目擊者出現。但無論以哪一種狀態出現，他都沒有直接進行指控，而是會不盡之意于短促而冷靜的的言辭之中。
《石壕吏》中，詩人從暮投起到晨別終，全篇句句敘事，無抒情語，亦無議論語，但實際上，詩人卻巧妙的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化在客觀的事實里，溶化在具體的形象中，盡量讓事實本身說話，讓事實本身直接感染讀者，說服讀者，教育讀者，喚起讀者的愛和憎。比如“有吏夜捉人”一句，它是敘事，但同時又是諷刺和暴露，其中包括著詩人杜甫的憎恨，并且喚起讀者的憎恨。用不著說這個差吏如何兇暴，統治階級如何殘酷，而這些都在話外。如“如聞泣幽咽”一句，也是敘事，但同時又是控訴，其中滲透著詩人杜甫的無限同情，并且喚起了讀者的共鳴。對這一形象的塑造，也是通過老婦本人的控訴來進行，來完成的。難怪清代文論家陸時雍稱贊它“其意何長，其言何簡！”同樣的，在《潼關吏》中，當潼關守吏做了一番自我炫耀之后，詩人僅僅說了句“慎勿學哥舒”，這句話也顯得言短而意深。天寶十五年，大將哥舒翰以二十萬兵守潘關，因輕率迎敵，被安祿山擊敗于桃林，致數萬人墜黃河而死，自己被俘。杜甫只用“慎勿學哥舒”五個字重提這一歷史教訓，既含有對守關者的告誡，也含有對戰死者的追念，更含有對同事的憂慮。短短的五個字，蘊涵著的感情實在太豐富了。
至于“三別”，詩人更是跳出故事情節之外，讓詩中的人物自己對話，去行動，作者不再另外褒揚了。馬克思在談到文學作品傾向性時曾說：“作品的傾向性不要特別的說出，而需要讓它自己從情節和場面中流露出來。”恩格思也指出：“作者的觀點愈隱蔽，作品也就愈好。”④“三吏”“三別”的傾向性就是這樣表現的。詩人的愛恨都是通過一幅幅真實的動亂和憂傷的畫面流露出來的。
第三、“三吏”“三別”在文學淵源上是一致的，都是“即事名篇”的先秦樂府詩，都是以《詩經》和漢魏樂府為自己的文學源頭。仇兆鰲說：“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為問答，此‘三吏’‘三別’諸篇所自來也。”⑤他只道出了設為問答一點，卻沒有道出杜甫這六首詩的內容和藝術表現已遠遠超過了陳琳的詩。杜甫決非只是模仿陳琳，他繼承了包括陳琳在內的漢魏樂府，更繼承了鮑照等人的樂府詩，而加以發展。“三吏”“三別”既是對傳統的繼承，又是對傳統的更新。
我們讀著《新婚別》中的“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裝”，就不由得想起《詩經﹒伯兮》中的“自伯之殺，首如飛蓮。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同樣的《潼關吏》與漢樂府中的《董妖嬈》，《新婚別》與曹丕的《與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在形式上也都非常的相似。但是，如果僅是對優秀古典作品一味地模仿，是不可能使這六首詩成為千古絕唱的。只有在傳統的基礎上加以革新，才能自樹一幟，才會具有永久的藝術生命力。杜甫正是很好的做到了這一點。首先在形式上，他從樂府舊題中解放了出來，做到詩的內容是什么，就用什么來做詩題，即所謂“即事名篇”，這就改變了樂府舊題中題文脫節的現象。
在思想內容上詩人更有所創新，“三吏”“三別”不再象《伯兮》那樣單純的表現廉價的同情。詩中有諷刺，也有期待；有暴露，也有鼓勵。把這些矛盾互相穿插交融起來，分布在各章節中，遂形成了杜甫嶄新的樂府詩章。例如《無家別》這首詩，從創作構思來看，可能是受到了漢代民歌《十五從軍征》的啟發。而《無家別》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大大超過了前者。這主要表現在他的事件，情節的更完整，更典型上。〈《無家別》所著力表現的這一別，是《十五從軍征》所沒有的。這一別，不但使得這位歸家士兵引起了人們的同情，更重要的是，使詩歌對現實生活以及對統治者的殘酷性的揭露都更加充分。特別是他能夠從失去最起碼的人生權利的高度，認識這種無家可別的現象，使《無家別》的主題，在深刻性和典型性上都遠遠高處于《十五從軍征》，而在我國文學史上獲得了光輝的地位。
“三吏”“三別”在材料的選擇和組織上是和諧一致的，但畢竟是六首詩，各自有著獨立的主題和迥異的表現形式。王嗣奭曰：“《新安吏》憫中男也，其詞如慈母保赤；《石壕吏》作老婦語；《垂老》、《無家》，其苦自知而不能自達；一一刻畫宛然，同工異曲，隨物賦形，真造化手也。”⑥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詩歌的內容上來看
“三吏”“三別”雖是一個互相依存、互相補充的整體，但各組卻又有側重。“三吏”著重寫吏，“三別”著重寫民；“三吏”中吏與民交替出現，“三別”中卻只有民的獨白；“三吏”著重控訴官吏的橫暴，揭露兵役制度給人們帶來的苦難。“三別”雖然也表現人們的苦難，但中心已開始轉向贊頌人民深明大義、團結御侮的精神。每首詩的內容也各有側重：同是官吏，《石壕吏》突出吏的橫，《潼關吏》突出吏的驕。同是寫別，《新婚別》寫的是新婚夫婦難舍難分的情景，《垂老別》則是衰老的夫婦又一次作生離死別。詩人通過一個個各具特色、精心設計的境頭，構成了一幅幅和諧統一的社會風俗畫，使河陽戰役前那急如星火軍情、手忙腳亂的官吏，生離死別的征夫，饑寒交迫的民眾生動的浮現在人們眼前。這種內容上的既互相聯系又各有側重，是“三吏”“三別”的一個不同之處。王嗣說: “此首爐錘之妙,五首(除《潼關吏》0之最。”⑦大概主要是對語言說的。
第二、表現形式上的不同
“三吏”是敘事詩，夾帶著問答描寫，有人物對話。詩中寫了詩人自己，有的還寫了他自己的對話。《新安吏》中，寫詩人行經新安道上同應征中男的對話，其中就有二十句以上是自己說的，占全詩大半。又有雜以主觀感受的描寫：“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潼關吏》中的對話安排則緩急有致，表現了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態。“修關還備胡”，是詩人的問話，“修關”何為，其實杜甫是不須問而自明的，這是故意發問，而且又有一個“還”字，暗暗帶出了三年前潼關曾經失守一事，從而引起人們對這次潼關防衛效能的關心與懸念。然而官吏卻不急答，這一“緩”使人可以感覺到關吏胸有成竹。關吏的話一結束，詩人馬上表示了心中的憂慮，這一“急”更顯示出對歷史教訓的痛心。《石壕吏》中的敘述與描寫更充分一些。“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敘述自己投宿石壕村的見聞，然后描繪一對老夫婦在強橫的官吏抓人時的種種神態：先是“老翁逾墻走，老婦出門看”，然后是老婦同官吏的對話，接著描寫老婦被抓后全家凄惶之狀，“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最后交待結局“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整個事件敘述的有頭有尾，娓娓動聽，形象也描繪得細致入微，楚楚動人。仇兆鰲有幾句話說的好：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從軍；今驅進壯丁，及淤老弱。詩云：“三男戍、二男死、孫方乳、媳無裙、翁逾墻、父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孫姑媳，慘酷至此，民不聊生極矣。當時唐祚亦岌岌乎哉！⑧敘事至此，真是“夫婦何言”！
“三別”是抒情詩，純是離別時送者、行者之辭，只是一個人物的獨白，沒有一句詩人的話。它的好處是與讀者完全沒有距離，使讀者直接聽到一個個送別和辭別的人的自訴衷腸。例如〈新婚別〉中征夫的形態、動作、語言統統都略去了，只有新婦從頭至尾的內心獨白。〈垂老別〉中老妻的饑寒，四郊的動亂也都是通過一個慷慨從軍的老翁之口來敘述的，通篇也是獨白。《無家別》則顯得更為單純，連個留戀交談的對象也沒有了，人物只有一個敗陣潛歸的單身漢，沒有其他人作為陪襯，通篇只是他的感慨和獨白。
“三別”寫法各別。《新婚別》首尾用比興：“兔是附蓬麻，引萬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連，與君永相望。”黃生說是“獨新婚之婦起難設辭，故特用比興發端”。⑨我以為這樣的語言才逼似新婦的口吻，這樣的寫法才適于表現新婦的心情。此外，在押韻上，“三吏”“三別”也有所不同。“三吏”都用古韻，除《新安吏》外都換了韻，因此也就顯得更富有變化。“三別”卻都一韻到底，一氣呵成。這大概和詩歌用任務獨白的方式有關，更有利于主人公的訴說，也更便于讀者的傾聽。
第三、詩中的人物千姿百態，各不相同
“三吏”“三別”中共出現了十三個人物，他們經過詩人的典型話處理，在語言、行動上各不相同，顯得很有個性。例如，同是媳婦，《石壕吏》中“出入無完裙”的媳婦與《新婚別》中的媳婦就明顯的不同。《石壕吏》中的媳婦是丈夫新死，幼兒待哺，自己又窮得沒有一條裙子，愁苦于房中不能出來見人；《新婚別》中的新婦則是剛過門就落得個“暮婚晨別”，內心的痛苦自不待言。但由于時局的威迫，這位申明大義的婦女不得不抑制著內心的痛苦勉勵丈夫努力從戎。處在這樣矛盾的心理狀態中，新婦只好用曲折的比喻來表達自己的復雜感情，語言羞澀。正如清代學者浦起龍所說：“此詩以比體起，比體結，語出新人口，情緒紛而語言澀”。⑩同樣的，《石壕吏》中的老婦與《垂老別》中的老妻同為老婦人，性格特征也有明顯不同。《潼關吏》中夸夸其談的守關之吏與《石壕吏》中任意喝罵的驕橫之吏也寫的各具形態。詩人能把這些身份相近、生活相似、遭遇相同的人物刻畫的神態畢備、各具特色，無疑顯示出了他那如椽巨筆的巨大藝術才力。
綜上所述，杜甫的“三吏”、“三別”把以往詩歌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大大發展了，成為古典現實主義詩歌的杰出代表性，而在藝術上的富于變化和吸引力，也可以說是集以往的詩歌之大成。詩歌所具的藝術魅力是無窮的，它將永存詩史。
注釋：
①《資治通鑒》二百二十一卷。
②《杜甫》傳八十六頁
③[請]仇兆鰲《杜少陵集》
④《馬恩列思論文學與藝術》
⑤《杜少陵詳注》卷七
⑥《杜詩詳注》
《杜臆》卷三
《杜少陵詳注》卷七
《唐詩論文集》劉開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22頁
《讀杜心解》浦起龍

上一篇：淺談“傷痕文學”的歷史意義

下一篇：我說豬八戒

Tags：杜甫三吏三別

【收藏】【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