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池莉小說對婚姻愛情的市民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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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池莉小說對婚姻愛情的市民詮釋

 ［摘 要］：池莉初登文壇就無情的抹掉了愛情表面的玫瑰色，在她的小說里深刻揭示了當代中國人的婚姻與愛情真相，也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愛情與婚姻的本來面目，她的《不談愛情》和《綠水長流》就表現為不相信愛情，甚至嘲笑愛情。她對傳統的虛假的“愛情神話”進行了無情的顛覆：“兩情相悅”且“永不圓滿”，這是她所認定的在世俗中存在的所謂的愛情的最佳狀態。在以后的《你以為你是誰》等作品中，拆穿愛情的“虛幻”，表明愛情也不過是“實用的東西”，這一過渡反映了她有“零度情感”向女性意識的逐漸轉變，這種轉變是以女主人公形象的提升和男主人公形象的萎縮為線索的，而且這種變化充分體現了作者對男權文化的顛覆。
 ［關鍵詞］：池莉  愛情  婚姻  女性意識
 
 池莉，是個具有獨特意義的作家。她的寫作充滿了對生活的思索，這種思索來自實實在在的現實生活，來自池莉自身對生活的反復咀嚼與不盡的體恤。她不似慣常的愛做夢的女人，似乎也沒有文學女性的夢幻期，而是按照生活本來的面貌反映生活，盡量避免和減少作者對敘述的干預，使敘述保持在純客觀的層面上。她的作品通過對現代城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婚戀心態，行為方式，價值追求的呈現，昭示出現代家庭結構中愛情與婚姻相分離帶給人們的種種無奈、困惑、失望及主人公對此做出的新抉擇，她一一化解了罩在愛情字眼上的重重虛幻色彩，摒棄了愛情的詩性想象本質，淡化了浪漫主義情懷，更加強調兩性間基于欲望的情愛的社會化內容，特別是突出了義務、責任等社會約束力的影響，回歸于凡俗的生存狀態，不再是飄蕩于高空的可望不可及的神秘感情，并為在更具流動性、變化性的生活中漂泊的情感之舟尋找到了一隅安閑的港灣。
 一、對理想愛情的無情顛覆
 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古往今來不知多少作家為之動容，譜寫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愛情樂章，生活即使苦難，無堅不摧的愛情可以打敗它；生活固然富足，沒有愛情，就如同行尸走肉。而池莉卻站在一種超然的立場，以女性“客觀、冷靜”的視角，無情的抹掉了籠罩在愛情之上的玫瑰色光環，寫出了現實生活中本真的愛情狀態，“我的基本態度同否定貴族一樣否定愛情，因為在現代社會里，古典愛情是不存在的，愛情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與物質基礎有很大關系。以前有一些姑娘紛紛找上農民、黨員，后來結果是紛紛離婚，這說明靠精神是不行的，必須要有物質基礎。”[1]
 所謂“不談愛情”，就是不講那些虛幻的，浮現在天國里的精神樓閣，而是建立一個能夠切切實實過日子的小窩。“莊建非是正人君子，他的愿望是結婚。從理論上說，結婚不只是意味著有了睡覺的對象。莊建非當然明白這一點，結婚是成家。是從各方面找一個終身伴侶！是創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細胞，基于這種理智的思考，莊建非一直克制著對女性的渴念，忍饑挨餓挑選到二十九歲半才和吉玲結婚”[2]( P5)之所以選擇吉玲作妻子，還因為在潛意識里，莊建非也認為“女人最好不要太多書本知識，不要太清醒太講條理，朦朧柔和像一團云就可以了。”[2]( P14)吉玲當初為了走出自己粗俗破落的家，為了出人頭地，看中了莊建非的家庭背景，他們第一次相遇在武漢大學的櫻花樹下，吉玲包里掉出的“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手帕里包著的櫻花瓣、零花錢和一管香水”[2]（P47）賦予吉玲一種浪漫的色彩，給莊建非留下優雅純情的印象。在戀愛中，吉玲又巧妙地排除了家庭出身問題這一障礙，并與家庭配合演了一出好戲，最終令莊建非墮入網中。“整個戀愛過程對于吉玲來說是個精心預謀的人工創作，而莊建非則成為她預謀的目標。”[3]婚后的吵鬧迫使莊建非從迷夢中驚醒，重新正視現實，重視作為丈夫的責任、義務；認識到婚姻并不是單純的兩性間的情感維系，也不是理想化的空中花園，而是現實的，充滿實用意義的，它是一種多重的社會契約，于是莊建非在這場婚姻危機中終于認可現實法則并在妥協中找到了平衡點。
 《綠水長流》則塑造了一個根本拒絕承認愛情存在的女主人公“我”。這是一個專為“撕裂”愛情神話而寫作的小說，男女主人公邂逅于廬山，“一個被諸多悠遠的愛情神話，現代愛情故事，現當代歷史傳奇所充滿的地方。”[4]作家卻并沒有讓他們上演一幕蕩氣回腸的愛情故事，因為女主人公“我”面對情感誘惑一直在理智的逃避。“我”看似無情，正因為多情，正因感情所受的創傷太深太重，所以才會逃離。只因生活現實早把愛情研磨成記憶的碎片，隨風消散。仿佛為印證女主人公對愛情的否定，作品中特意講述了幾段愛情悲劇：從情竇初開的少女到經歷風雨的夫妻，從平民百姓到領袖夫人，上天好像并沒有安排愛情。
 然而在池莉的作品中，它并沒有真正否定愛情的存在，她只是帶著幾分快意記述了愛情在現實面前的單薄、脆弱、不堪一擊、“最不永恒”。不是“不朽的愛情戰勝死亡”，而是它絕難的戰勝現實世界，在現實面前，愛情只能屢戰屢敗。于是，如果說“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那么一個極為明智的辦法便是逃離愛情的誘惑與羅網，這便意味著逃離了“麻煩和痛苦”。盡管池莉以“兩情相悅”取代了“愛情”，以情竇初開時的無知茫然和情欲的驅動取代了精神的相諧，心靈的鍥和。但她仍承認有一種“東西”可以稱之為“愛情”，只是它與絕望，無望伴隨！有一種辦法可以保持男女兩情相悅的永遠，那就是兩人永不圓滿，永不相聚，永遠彼此牽不著手！使人面相對也讓心在天涯，在天涯永遠痛苦的呼喚與思念”。[5]
 《你以為你是誰》中的宜欣愛上了陸武橋，她不計較地位的懸殊，盡管自己是個前途無量的博士，而對方只是一個沒什么文化的飯店老板，而且是離過婚的男人。但他們仍然愛的轟轟烈烈。愛得幾乎忘記了世界上的一切煩惱，可宜欣還是突然離開了陸武橋。為什么？用宜欣自己的話說是怕愛情會淡，“我們在方才的一個白天和夜晚已經過完了我倆今后的日子。再好也好不過它們了。可我不能一輩子都這么過。我會很快厭倦的，你也很快習以為常的。我們絕對不可能夜夜都如這夜甜蜜和美好。”[6]宜欣要走了，要和一個“終身都視我為謎的外國丈夫”遠走高飛，去過另外一種婚姻生活。池莉就是依托著這些故事，生動闡明了市民階層的婚姻愛情觀，對傳統的理想愛情進行了深入地揭示和猛烈的顛覆。與池莉對愛情的顛覆所不同，方方的情愛小說就其總體而言，它最終展現的是愛情絕望，這種絕望之后的痛苦反叛以女性最墮落的方式完成，雖然是對數千年將婚姻家庭作為愛情自然歸宿的質疑與挑戰，但是卻負載著她們從靈魂到肉體的自殘自戕，她們的這種毀滅過程體現出女性的靈魂之重與毀滅之深。
 二、對欲望實利的庸俗認同
 8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的深入，強化了人們求實、務實的精神，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增強了人們實用主義，急功近利的價值觀念。時代潮流的變遷，有力地制約著普通百姓的心態，英雄史的理想主義減弱，激情漸漸消解，代之以極大的精力關注個人的生存。生活第一，日子至上，婚姻在彌漫著人間煙火的世俗生活中隨波逐流。池莉從市民階層的功利觀念出發，為她的主人公設計了低層次的人生坐標——“活著”，也就是“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為了“活著”，就必須求得物質的豐富和欲望的滿足。于是我們看到，作家筆下的人物大都遵循這樣的人生模式：他們告別了理想與浪漫，飽嘗了煩惱與艱辛，從失落到滿足，從失衡到平衡，以自我排解、隨遇而安的態度，逐漸認識到婚姻生活的真諦，并有滋有味地品咂著其中的“溫馨”和“希望”。
 《煩惱人生》以由于住房狹小引發的家庭混亂開始，又歸結到一個家庭賴以存在的住房馬上要拆遷的困難為止。其間印家厚對蠻橫、絮叨的老婆，心中竟起了瞬間的殺機。只是，當印家厚結束一天的奔波回到家時，“老婆遞過一杯溫水，往他臉上扔了一條熱毛巾。他深深地吸吮著毛巾上太陽的氣息和香皂的氣息，久久不動。”[7]（P193）這個生活在老婆的斥罵、擠車的辛苦、教子的煩惱、同事的冷眼、雅麗的追求與回憶的折磨等一團亂麻似的糾纏中的人認識到：“所謂家，就是一架平衡木，他和老婆搖搖晃晃地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7]（P112）那個“燙了雞窩般頭發”，“憔悴的臉上霧一樣灰暗”的女人，是世界上唯一在送他等他的人。因此，“雅麗怎么能夠懂得他和老婆是分不開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潑潑辣辣，沒半點身份架子，盡管做丈夫的不無遺憾，可那又怎么樣呢？”[7]（P111）印家厚用隱忍和達觀，用“一切理想都是夢”化解了自己的不滿和郁悶，于煩惱中求得了樂趣。
 《不談愛情》中作為知識分子的莊建非與小市民出身的妻子吉玲吵架后清醒地發覺自己的婚姻并非與眾不同，“揭去層層輕紗，不就是性的饑渴加上人工創作，一個婚姻就這么誕生了”。它“不僅僅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大家的，妻子是你過日子的伴侶……你應與她攙攙扶扶，磕磕絆絆地走向人生的終點”。[2]（P104）
 試想，印家厚僅勉強能安身的一個“小窩”就要搬遷了，明天也許后天，他連住的地方都不知道在哪里，他還能為初戀情人聶玲魂不守舍嗎？他還能在女徒弟雅麗的表白前神魂顛倒嗎？他還能為與孩子的幼兒園教師肖曉芬一見傾心樂不思蜀嗎？莊建非因為家庭矛盾，馬上就要被同事搶走出國名額，他還有閑暇思考現實的家庭合不合乎自己最初的愛情理想嗎？印家厚和莊建非他們絕不可能超出自己的生存環境去尋求“奢侈”的婚外戀。人首先須有生存自由，其次才是愛情。對此印家厚有清醒的認識：“他只是十分明智的知道自己是個普通的男人，靠勞動拿工資而生活。哪有功夫去想入非非呢？[7]（P107）他們現在要做的是夫婦二人前嫌盡釋，聯手作戰，共同對付外來的“敵人”：解決房子問題；爭取理該歸自己的出國名額。面對共同的難題時，他也才能發現自己的妻子的價值。在池莉看來，“在世俗中，在蕓蕓眾生中，談論愛情就要先談物質基礎，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生存哲學——人必須先有生存自由，而要生存自由就必須首先去面對物質需要。”[8]
在中篇小說《來來往往》中，作者描繪了康偉業和白領麗人林珠刻骨銘心的戀情。在如此商品化的社會里，他們能真正擁有一段戀情，真的是一個奇跡！然而，走到最后還是落入了世俗的圈子里。林珠是個性感十足的妙齡女子，同時具有高額的薪水和令人羨慕的工作。她對康偉業一見鐘情，她們愛得昏天暗地，發誓不在乎名分永遠廝守。可現實畢竟對林珠來說是不公平的。后來林珠看到康偉業實在不想離婚，就帶著他送她的高級別墅賣后所得的50萬元人民幣拂袖而去，從此音訊皆無。林珠的聰明就在于她不死乞白賴、不哭哭啼啼，也不撕破臉皮要什么，也不高風亮節地拒絕康偉業以愛情的名義所作的慷慨饋贈，林珠認為那是她該得的。
池莉對市民生活的原生態，已經展示得淋漓盡致，這是無可挑剔的。她將真實的婚姻生活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意在讓人們調適入世的角度，順應生活的潮流，抵擋各種誘惑，去尋找困苦中的歡樂。問題是，只展現了真實的生活，而沒有表現出真正的生活。只有現實的描摹而沒有審美的判斷，這些作品能夠擺脫當下流行的精神貧血癥嗎？池莉對城市生活的精神勾勒，對市民階層的深刻挖掘，是當代其他作家無法相比的。但是，她對市民倫理道德和價值取向的首肯認同，無疑助長了平庸實利的世俗流風；她對婚姻愛情開出的靈丹妙藥，無疑是不利于時代精神生活的提升。而方方對城市市民生活的描寫是基于現實的“荒原感”，一種可言說而又無處不在的“憂人”情懷，一種“隱忍著的無奈與痛楚”，以直逼真實——殘酷的真實描寫，展示出河南棚子里各式人性“風景”，并對世俗人性及其惡俗畸變給與深切的解剖，不虛設、不做作，以殘酷的寫實顯現生存本相赤裸的寫真；不人為調配生活的所謂“亮色”，不迎合讀者市民趣味的“幸福”感，始終將市俗生存置于生命的深淵境界加以“力透紙背”式的真實描寫，是方方堅守著創作理念層次的抗拒“市俗”意識的表現。
 三、對女性群體的獨特審視
   “人生煩惱”是中西方哲學和宗教都共同關心的問題。“現代西方哲學把‘煩惱’看作人生乃至整個人類無法擺脫的一種生存困境，認為造成人生‘煩惱’的根源，是人類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和需求。”[9]從根本上擺脫人生煩惱的辦法，是去尋求一種彼岸的關懷，從而讓人生得到解脫。而儒家則對人生采取積極投入的態度，肯定現世人生，重視現世享受，對于人生的煩惱，人生的困境并不看作是生存的悲劇，而是尋求實際的行動來解決問題，保持達觀知足的生存狀態。這是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獨有的一種人生態度。印家厚對人生的“煩惱”的化解正是取儒者的務實態度。當他碰到種種不遂人愿的煩惱之時，他并不是憤世嫉俗也非悲觀失望，更不是尋求對現實的挑戰和反抗，而是以一種順應的態度，通過得失互補，禍福相替的轉換求得精神的慰籍；而是懂得如何苦中作樂，如何退讓隱忍來協調及平衡自己的心態。“輪到情緒極度頹喪的時候，印家厚就強迫自己想想同學的事，憶苦思甜以解救自己。”[7]（P98）當然，這當中沒有任何理想主義色彩，池莉所呈現的只是實實在在的世俗人生，及人物對生活的務實態度。這即為中國人現世的務實的生活哲學，正是在這種生活哲學的基礎上，池莉構建了中國式的愛情婚姻模式。她習慣于將一個個女性置于婚姻家庭生活之內，在充滿繁雜瑣屑的世俗人生百態中，在中國式的婚姻模式下，探尋她們在居家生活中的合理地位。
 《不談愛情》中的女主角吉玲，出身低賤，職業平庸。為了徹底獲得丈夫莊建非書香門第的認可，她使出渾身解數，用盡心機，在歷盡了生活的千辛萬苦之后，最終在優裕高雅的莊家為自己爭下一方可居之地，受到了公婆、小姑的重視。《太陽出世》中的李小蘭，婚前是一個任性大膽、恣意妄為的姑娘。隨著婚后女兒的出世，她迅速調整心態，將身心投入為人妻母這一雙重角色。在家庭經濟的拮據，精神肉體的煎熬之中，她以女性特有的堅韌情懷，勇敢而頑強的扛起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擔，在日復一日的磨礪中走向自強自立，最終成為家庭的主心骨。《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之妻，則更能體現中國婦女的辛勞和持家：租住的房子要拆掉，一家三口面臨著露宿街頭的危險；兒子半夜從磚頭壘砌的床上跌下，摔得頭破血流；工資有限，無錢給公公買瓶好酒祝壽；生活中的唯一心愿，就是能夠吃頓西餐……生活的波折幾近煩瑣的交錯堆積著，印家厚的妻子用自己的勤勞和聰穎，焊接著因物質的嚴重匱乏而給家人造成的生機斷鏈，從容不迫的將一家人的日子打理的井井有條，“讓丈夫和兒子每天早晨最幸福的出門，傍晚最幸福的回家”。
 在歷時十多載的創作中，池莉通過她對女性群體的獨特審視，演繹著不同女人的異樣人生。在她對女性無盡的關愛和體恤中，其小說的女性意識也不斷地發生嬗變。
 首先表現在她將女主角從狹隘乏味的家庭天地中釋放出來，讓她們面對廣闊的社會生存空間，在生存的考驗和磨礪中開拓外部事業，實現人生價值、創造生命輝煌。《生活秀》中的來雙揚是現代自立自強女性的杰出代表。丈夫因為喪失了生育能力而背棄了她，離婚之后的來雙揚，沒有消沉沒有毀滅，硬是憑自己堅韌而果敢的個性，在吉慶街大顯身手，最終為自己創下一番天地。《小姐你早》中的戚潤物作為醒悟后的女性，當面臨離婚這一問題時，她所考慮的是“離婚是肯定的，但是要把離婚變成狠狠打擊所有這一類男人的作用，殺一儆百，為社會為人民為國家為中國女性做一件有益的事情，這樣的離婚才是有意義的離婚。”[10]
 池莉小說女性意識變化的另一反映，則體現在她筆下男性形象的日益衰落上。《云破處》中的男主人公，是老紅軍的后代，但他從小就極為毒辣，陰損，孩提時代敢投毒害人，長大后更是獸性十足，干出一樁又一樁十惡不赦的罪行，雖然血債累累，但他卻依然泰然自若，不知悔改，《生活秀》中的四個男子亦是丑陋猬瑣，來崇德懦弱無能，妻子死后，面對生活的重壓，他拋棄了自己的親生骨肉，另娶他人，來雙元自私狹隘，見利忘義，無半點兄長風范，來雙久則是一個活生生的吸血蟲，只知道一味地榨取姐姐的血汗錢以解毒隱，而大款卓雄洲看似道貌岸然，風雅大度，實則只貪肉欲，庸欲無常。《一冬無雪》中劍輝的丈夫身為大學教授，卻卑鄙異常，為了傳宗接代，竟背著劍輝，親自設下圈套，誘騙她“借種生子。”當“借種”生下的是女孩而非男孩時，他立即暴露出齷齪下流的本相，顛倒是非，反咬妻子，把所有的罪名都夾在妻子的頭上。
 縱觀池莉的小說，她筆下的女性們艱難地在現實人生與理想人生之間跋涉、苦渡、對抗、解構乃至顛覆著男性霸權文化，在婚姻生活中經歷著“成長”磨難。體味池莉作品中女性意識的內涵與特質，也給我們帶來進一步的思索。歷史負載在女人身上的依附已成過去，女人有權反叛和否定一切不合理的文化，謀求自我真正的解放。池莉在對女性人生的描繪里，在對女性心理的抒發上，顛覆甚至粉碎男性的神話，并把身份特權等男人占絕對優勢的某些東西遷移到女性的名下，完成權利向女性的轉移。在她的作品中對男性的貶抑態度是顯而易見的，而方方筆下的女性懷著對美好愛情的期待，以全身心的熱情投入愛情神殿的營造。他們不辭辛苦，敢于頂住世俗的壓力，去實踐自己的愛情追求。應該說，愛情于女性而言，是她們生活和生命重要一部分，是女性生存與現實世界的一個必要形式和過程。婚戀合一是她們正常的需求與愿望，然而，她們幾乎無一例外的走向了愛情神話的破滅，共同滑入了艱難的悲劇境地。愛情對于她們來說，不是甜蜜和溫馨，不是詩意和圣潔，愛情帶給她們的體驗，是愛情碎片四散飄落，是愛的虛無和絕望，是愛的叛逆，而叛逆的最終結果是使她們走向極端。
 結  語
 池莉通過對充滿質感的生活的描繪，不斷傳達出世俗生活意味著柴米油鹽、吃喝拉撒，充滿煩惱，理想浪漫的愛情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絕少花前月下、詩情畫意。只有婚姻是絕對現實的，它在背負辛苦而困倦的現實中，煥發出一份人間此岸的神圣。但池莉的作品不能豐富我們對人性的理解。她的人生三部曲只表現了某一時期某一群落的中國人的某種生存狀態，但并為深入到人的“存在”作一種價值揭示，更不能喚起人對詩意生活的進取心，而是無奈地認同環境，沉溺于“生物性生存”。她較細致地描繪了人不得不陷于其間的“真實的生活”，但由于缺乏現代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懷疑意識和批判眼光，因而不能喚起中國人對理想的應該如此的“真正的生活”的熱忱。在她的作品中，“人文精神”處于一種弱化現象。她筆下的人物，要么是環境的奴隸，要么是金錢的奴隸，沒有自由意志。誠然，作為一種生存狀況，這種生活的被動性甚至是奴性是一種實際的存在，但作者基本上是一種認同的態度。這就缺乏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只有金錢，才是池莉筆下改變生存環境的靈丹。只有清官和突如其來的鴻運，才是池莉筆下改變人物命運的主宰。”[11]在結束這篇小文的時候，我們不禁陷入深思：當作家沉迷于廣大讀者的報好聲，自詡刻繪了人心似海的生存態勢，自認表達了廣大公眾的精神祈求時，是否意識到了知識分子立場的缺席和作家藝術使命的失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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