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代小說看科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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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繁榮期、高峰期和轉型期。我們從清代小說中經常可以看到描寫科舉的情節和實例，《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都產生在這個時期，它們的思想藝術成就都達到了古代小說的巔峰。這三部作品距離今天都有二三百年了，其間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觀念意識都經歷了最劇烈和最深刻的變革，但它們的藝術魅力并未因時代變遷而稍有減褪。《聊齋志異》、《儒林外史》和《官場現行記》，對科舉制度及其弊端的描述筆墨甚重，我們大致可以看出科舉制度的輪廓。
清代科舉制度的特點
隋唐時出現的科舉制度,通過考試的方式,憑文取人,使人才選拔有了客觀標準和衡量的依據,也使選官用人有了制度性的保障,這可以說是中國選官制度史上的一大進步.科舉制度曾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了一千三百多年，自產生之日起就確立了由政府出面招生,考生“皆懷牒自列于州縣”的自由報考原則,考生幾乎沒有身份,階層,職業等限制,除了倡,優,隸,卒等“賤民”外其他人均可以參加科舉考試……正因為如此，科舉制顯示出巨大的優越性。首先是打破了世襲制和等級制的壟斷，除了少數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無論貧富貴賤，都有參加考試的資格。其次是標準一致，各級考試都有統一的程序、形式和內容，即使主考官免不了個人好惡，也已受到很大制約。不過，隨著科舉制越來越受到重視，制度日趨嚴密，也越來越僵化。

清朝的科舉制度最大的特點是八股取士。主要以八股文為主。文體上的變化極為有限。在八股文中，題目就是對此文內容的界定。全文只能就題目展開，不能擴大，也不能縮小。仿佛挖井，從井口到井底要一樣粗。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所采用的一種專門文體。又叫制藝、制義、時藝、時文、八比文等。它要求文章題目一律用《四書》《五經》中的原文。體裁結構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結等部分組成。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增加了試帖詩。在清朝的科舉制度中，試帖詩是比較特殊的，它是用于考試的律詩。基本是從前代的經、史、子、集中抽取一些詞語為題。試帖詩的結構，首聯為破題，次聯為承題。第三聯類似八股的起比，第四、第五聯如同中比，六、七聯如同后比，結聯如同束比。由此可以想見，八股的特征是非常刻板，“沒話找話”在當時也受到一些批評。但八股文的特征之一就是因難見巧，怪題難，更可以顯出作者的巧思。例如考官出了個○作為題目，這只是書中的一個圈點，有的考生“破題”說“圣賢立言之先，得天象也”。古人認為天圓地方，人道本乎天道。

但因為八股死板，很多人只學八股，其他知識幾乎不懂，也是一大特點。《儒林外史》中，說有一次科考，一童生要求周學道面試詩詞歌賦，周學道變了臉說：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什么！

接下來，范進做了山東學道，有一個少年給其講一個笑話，說當朝一位學差在何景明家飲酒，景明先生醉后大聲說：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秀才歲考的最末等）的了。這學差記在心里，主管了三年學差后回來又見景明先生，說：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并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可是，范進竟然沒有聽出這是笑談，說：蘇軾既然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

科舉的目的是為了選拔官員，但中國進入近代以后新形勢下需要的外交、法律、管理、警察、軍事、科技、金融、財務、民政等很多方面的官員卻無法通過科舉來選拔，也不是臨時開設的“經濟特科”所能囊括。八股取士是明朝傳統，而清朝科舉制度依舊執迷于八股文,小楷試帖,所取之人“問以五州形勢,列國政治,歷朝史鑒,諸子百家,天算,動植,形聲,格致之學,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對”。
清代小說中科舉制度的表現形式
由于科舉的目的是選拔官員，所以科舉考試一直都是讀書人趨之若騖的事情。學生參加考試，是一家人甚至是一村人一族人的大事。《儒林外史》中魯編修的女兒魯小姐要自己的新郎“身修而后齊家”，認為新郎不醉心于科舉就是誤自己終身，對勸自己的母親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最引人注目之處是他突出的叛逆性格，王夫人對薛姨媽說：“我為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作了胎，我才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他生活在科舉是正途出身的時代，卻極端鄙棄科舉制度，家人和妻子（寶釵）都勸他把自己的天才用到追求功名上，他雖然滿懷希望尋求新的出路，但又無路可走，所以他的人生備感痛苦、困惑。雖然最后中了鄉魁，但出家成為他唯一的歸宿。
學生多次參加科考也都是平常事情。《儒林外史》中，說周進做了廣東學道看到的范進年紀大了，就點名冊問范進多大，范進說：童生冊上寫的三十五歲，實年五十四歲。又問：考過多少回數了？答：二十歲應考，到今考過二十余次。根據統計，從唐代開始科考以來，考中舉人的平均年齡是37歲。
鄉試、會試都是三年舉行一次的正式考試，一直到殿試，都有具體嚴謹的晉級規定。《儒林外史》中周進一直到友人替他捐了監生，才得以參加鄉試以至做官的。
由于科考是國家給予的晉級臺階，也不免被一些部門和個人利用。主管部門營私舞弊非常普遍。蒲松齡的一篇《三生》，寫一個名士考試落榜氣死了，到陰間告考官“黜佳士而進凡庸”，主考官推諉責任說：雖然有好文章，下邊考官不推薦，我根本看不到。閻王下令鞭打失職的主考官，告狀的名士還不滿意，閻王殿兩邊的冤鬼“萬聲鳴和”，上萬名同樣的冤鬼要求對目不識文的考官“白刃劙胸”。這告狀的名士叫“興于唐”，這名字寓意深刻，科舉制度正是興盛于唐朝，“興于唐”的命名恰好負荷了讀書人從唐代開始淪落的血淚史。這么多有才能者考不中，就是因為主管部門營私舞弊。蒲松齡還虛構出一個考弊司，掛著斗大的“孝悌忠信”和“禮義廉恥”，考弊司，顧名思義，應該是監督考試的主管部門，這個主管天下讀書人的考弊司卻掛羊頭賣狗肉，司主面目獰惡像山精，不管哪個人見他，首先得從身上割下一塊肉來----實際上就是索賄，真是“慘慘如此，成何世界”。
清代小說中參加考試者的身份等級
《清史稿·志八十三·選舉三》載：“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義。三年大比，試諸生于直省，曰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試舉人于京師，曰會試，中式者為貢士。天子親策于廷，曰殿試，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鄉試第一曰解元，會試第一曰會元，二甲第一曰傳臚。悉仍明舊稱也。世祖統一區夏，順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場，十二日二場，十五日三場。殿試以三月。……乾隆間，改會試三月，殿試四月，遂為永制。”按清代科舉制度，最低一級的童生要參加縣官主持的縣考、知府主持的府考和最后由本省學政主持的院試，及格的就稱“進學”，就是秀才；“秀才”也稱相公，只能“尋一個館教書”；秀才中因品學優良被保舉入清朝最高學府國子監的叫監生，《儒林外史》中就有一個著名的葛朗臺式的嚴監生。秀才同監生可以參加省里的鄉試，鄉試考中了就是舉人，“舉人”就可以做官，可稱老爺。如《范進中舉》中范進做了秀才后，向岳父胡屠戶借盤纏，到城里鄉試，被岳父臭罵一頓，斷言范進“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還說：“明年在我們行事里替你尋一個館（指教書的私塾），養活老婆和老不死的老娘是正經！”范進中舉后，胡屠戶稱范進“做了老爺”，是“天上的星宿”。爬上第二級科舉階梯的范進就可以做官了，所以馬上就有張鄉紳來送賀儀和房子給他作為拉攏，接下來有送田產的，有送店房的，以至于到兩三個月后，本來貧窮的“范進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錢米更是不消說了”。在秀才和舉人之間的還有一種“貢生”，貢生不用歸儒學管轄教導，有的也可以作官。魯迅小說中的孔乙己是未爬到舉人級別的讀書人，無權無勢窮困潦倒，中封建教育的毒很深，只能把毫無用處的“茴”字的四種寫法教給小伙計。被錄取的舉人對鄉試的主考官要認師生，稱“座師”，稱其他考官為“房師”，表面上是尊師，但這樣就形成了以后的利益集團和政治派別。
舉人參加會試，通過的就是貢士，接下來殿試的分為三等，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叫狀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一甲進士立即實授翰林院官職，二甲以下的也可以入翰林，即被選進翰林院做學習性質的“庶吉士”。《儒林外史》中周進殿試后就做了六部司署里辦事的官員，三年后就做了御史和廣東學道，最后做了最高學府國子監的負責人之一司業。
科舉弊病在小說中的描寫
贊嘆也好、羨慕也好、抨擊也好、諷刺也好，由于科舉及官吏制度的影響，大部分小說都不能沒有對科舉的描寫。之前的《儒林外史》和《聊齋志異》，獨特地選擇了知識分子這個社會階層的視角，通過對他們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境界的描繪，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科舉制度的弊端和罪惡。而《官場現形記》等，通過對封建官吏形象的刻畫，淋漓盡致地抨擊了官場的腐敗和黑暗。
蒲松齡用奇詭的鬼魂故事說明：科舉這個決定讀書人命運的重要制度，在清朝已經成了枯木朽株。以《司文郎》為例，“司文郎”本是唐代官名，后來傳說為梓橦府主管文運的神。梓橦府司文郎決定人間書生的功名。小說前半部分寫了三個書生，宋生、王平子、余杭生的交往。余杭生驕縱無理，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宋生跟他比試寫文章，余杭生陳詞濫調。受到宋生尖刻嘲笑。宋生幫王平子做考試準備，精心琢磨寫好文章。王平子和余杭生參加了考試，水平如何？小說描寫一個瞎和尚，能把文章燒成灰，用鼻嗅判文章高低，瞎和尚說王平子文章“初法大家”，走的是正路，學古文大家，他“受之以脾”；對余杭生文章，瞎和尚“咳逆數聲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鬲，再焚，則作惡矣。’”考試結果，寫出令人作嘔文章的余杭生高中榜首，寫出好文章的王平子卻名落孫山。瞎和尚感嘆說：“仆雖盲于目，不盲于鼻，簾中人并鼻盲矣。”“簾中人”指鄉試閱卷官。王平子再次落第，這時宋生才對王平子說：他是個飄泊游魂，生前不得，死后想借“他山”之攻也就是借幫朋友取得功名，證明自己的能力。沒想到朋友同樣倒霉。文場為什么暗無天日？關鍵在于文運掌握者根本不懂行：“梓橦府現缺一司文郎，暫令聾僮署篆，文運所以顛倒。”原來掌握文場的是聾子！生前死后飽受文運之苦的宋生，決心報考“司文郎”，終于在陰世考試中脫穎而出，在孔子幫助下成了司文郎，文運昌盛，有才能的讀書人金榜題名，朽爛低劣的文章才失去了市場。
司文郎為求功名而游魂，對科舉制度下知識分子可悲、可憐、可嘆的精神狀態寫得驚心動魄；用鼻嗅文章的鬼魂讀書模式，諷刺科舉考試臭不可聞的文體；其三，閱卷考官眼睛鼻子都瞎了，而文場的主管是個聾子，書生，考試文體，考官，三者結合，把科舉之“病”寫得深入骨髓。
科舉對士人宦途和心靈的影響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則以酣暢淋漓的筆墨，辛辣地諷刺了科舉制度下受毒害的知識分子的種種丑態，并旁及當時的官僚制度、人倫關系以及整個社會風尚，進一步否定了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正因為吳敬梓從根本上看透了科舉取士的腐朽罪惡，也看透了士子們被科舉扭曲了的種種卑污的靈魂，他才由先前的熱中功名，到厭棄名利富貴。《儒林外史》首先對科舉大力抨擊。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評因有了科舉這一條“榮身之路”，使讀書人輕忽了“文行出處”——即傳統儒學要求于“士”的學問、品格和進退之道。第二回進入正文開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寫了周進與范進這兩個窮儒生的科場沉浮的經歷，揭示科舉制度如何以一種巨大的力量引誘并摧殘著讀書人的心靈。范進一生癡情追求的是“中舉”。一旦“中舉”，顯赫的社會地位、富足的經濟生活都到手了，可以高居人上，可以享受榮華富貴了。因此，范進聽說中舉，大喜過望，竟痰迷了心竅，喜至于瘋。這是科舉制度扭曲了讀書人的靈魂。爬上科舉進身之路的第二級階梯的范進馬上就成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他們原來都是在科舉中掙扎了幾十年尚未出頭的老“童生”，平日受盡別人的輕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舉成為縉紳階層的一員，“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房子、田產、金銀、奴仆，自有人送上門來。在科舉這一門檻的兩邊，隔著貧與富、貴與賤、榮與辱。所以，周進在落魄時入貢院參觀時，會一頭撞在號板上昏死過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間間號房痛哭過去，直到口吐鮮血----就是哀號自己中舉之前的困境；而范進得知自己中了舉人，竟歡喜得發了瘋，幸虧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復了神智。讀書人——特別是那些出身貧寒的讀書人如何為科舉而癲狂的情狀，通過這兩個人物顯露得極其充分而又帶著一種凄厲的氣氛。在這些人物中，像馬二先生好談文章而不識李清照，范進當了一省的學道而不知蘇軾為何人，反映出科舉對士林文化修養的破壞；像上至某“大學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窮秀才王德、王仁標榜“倫理綱常”而取利，則反映出這些讀書人在道義原則上的虛偽性。《儒林外史》描摹出這種普遍性的社會景觀，從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對人材的摧毀和它自身因此而喪失生機。
世人對科舉的看法在清小說中的表現
賈寶玉是《紅樓夢》中的核心人物，他身上透露出追求民主和個性解放的反封建意識和人道主義思想。他生長在功名富貴之家，卻極為鄙視功名富貴。他生活在科舉是正途出身的時代，卻極端鄙棄科舉制度。他雖然滿懷希望尋求新的出路，但又無路可走。
王冕是《儒林外史》開篇的人物，他看到明朝禮部的三年一科、八股取士的科舉之法后，說：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一代文人有厄！
可是，以上人物都是極少數的代表，大部分人，包括《紅樓夢》里寶釵、襲人，寶玉的父母，都希望寶玉能夠科舉成功名，《儒林外史》里的魯小姐，從小就讀〈四書》《五經》，請先生教做八股文章，并不因為自己嫁了個名人之后的名人而高興，就是因為覺得“只道他舉業已成，不日就是舉人、進士，誰想如此（不耐煩做八股文）光景，豈不誤我終身！”希望丈夫“不日就是個少年進士”的希望落空，而母親、養娘的看法是，女婿不得中舉，“將來生出小公子來，自小依你的教訓，不要學他父親，怕教不出個狀元來，就替你爭口氣，你這（將來）封誥是穩的。”包括《紅樓夢》里另外又寫到，賈雨村問甄士隱：“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著‘蘭’字。適間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子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的么？”這樣的人物和想法，在清代小說中可謂正常的典型。
即使是小說作者，對待科舉的態度也是不同的。吳敬梓的寫《儒林外史》之前熱中功名，但由于家產揮霍，并經歷了多次科考并體會到它的腐朽之后他開始厭棄名利，36歲時，雖有安徽巡撫薦舉應博學鴻詞入京考試，他也堅以病辭，并終生不再涉足考場，在自己的作品中，肯定王冕的不慕榮利，不隨流俗，蔑視功名富貴；也肯定了“真儒”虞育德和閉門著述、不愿做官的莊紹光；還有《儒林外史》結尾的市井四“奇人”，淡泊名利，自食其力。反之，在書中大力鞭韃、諷刺了那些監生、貢生和學道之流的庸俗淺薄和不學無術。而蒲松齡，雖然在小說中也以大量篇幅抨擊科舉的危害和腐敗，但蒲松齡對科舉制度的批判，還僅僅停留在揭露其弊端上，還做不到從根本上否定這一制度。他本人卻始終在功名利祿前苦苦掙扎。十分熱衷功名，從19歲中秀才后，“三年復三年，所望盡虛懸”(《蒲松齡集》第579頁)，直考到50多歲還不想罷休，年紀很大了還期望參加科考得到功名，也從側面反映了他也有賈寶玉一樣希望尋求新的出路，但又無路可走的窘境。
科舉在清小說中的式微與研究意義
科舉千年，朝廷立國，文人立命，社會長治久安，個人功名利祿，盡系于此。在清朝的科舉歷史上，八股文三廢兩興，直到1901年，在八國聯軍的炮火中，慈禧宣布停止八股文考試，它才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從清代小說中看科舉，不僅可以看出當時的科考狀況、官場慣例以及選拔官員的要求條件等等政治經濟制度的具體表現，也完全可以看出各個時期的文人思想和文化潮流，包括最終科舉式微的歷史原因。其中一些精彩片段和書中的人物也由于作者本身的藝術功力而得以流芳百世，千古傳誦成為不朽名篇。由于科舉制度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晚清廢科舉后才四個月，嚴復便在《論教育與國家之關系》的演說中說：“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如何，非吾輩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國人意識到單單引進西方的科技和軍艦大炮，是不足以富國強兵、抵御列強的，必須改變政治體制，廣泛開發民智，于是小說成為了宣傳維新與革命，以及啟迪民智的工具。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到宣統三年(1911)僅僅十七年，但所創作清代小說的種數卻是前二百五十年的兩倍以上，不止是數量多，更重要的是面貌大不相同。而當時從事小說創作的，也不再是科舉制度下的士人，一群告別科舉、受西方文化影響的“新型”知識分子成為小說創作的主力軍。而接下來華夏大地普及學堂，甚至興辦大學教育，也都是由科舉時代的進士舉人等極力促成乃至參與的，這些人深深感受到新時代的沖擊和科舉的弊病，推崇“德先生”“賽先生”和“洛先生”。在上述精英階層人物的倡導下，指摘時政，抨擊時弊，揭露社會丑惡現象，鼓吹維新，倡言革命，就成為當時小說的主流。伴隨著小說創作主旨及主題的轉移，小說敘事方式也發生了深刻變化。西方小說的傳入，報紙、期刊作為小說新載體的出現，促使了小說由古代向現代的轉變。
參考文獻
1：王學泰：《韓菼文章全文解析》2005/09/09 《新京報》
2：劉海峰：《退出歷史勢所必然》2005/09/01 《新京報》
3：馬瑞芳：cctv-10《百家講壇》欄目整理
4:《新京報》主編：《科舉百年》2006年同心出版社
5:《蒲松齡集》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6:《儒林外史》200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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