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圍城》的藝術特色

論《圍城》的藝術特色
 《圍城》出版于40年代，是著名學者錢鐘書先生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美籍學者夏志清教授認為：“《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營造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這部小說以留學生方鴻漸為線索，展現了抗戰初期中國上層知識分子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在內憂外患的交相沖擊下的精神風貌。
 作為一部文學作品，藝術性是衡量其藝術成就的主要標準。對于《圍城》的藝術特色的評價，在研究界發表的論著很多，由此也產生很多的爭論。就目前來看，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圍城》牽涉到的知識很多，有沒有掉書袋的嫌疑；《圍城》中議論性文字的大量存在，有沒有損害作品的藝術性；作為諷刺小說，《圍城》在中國諷刺小說中的地位，等等。筆者參與討論，表達自己的淺見。
 一、文本——知識信息含量豐富
 有人將錢鐘書先生稱為“學者型作家”，將《圍城》稱為“學人著作”，原因可能與《圍城》中大量存在的知識有關。的確，書中的知識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包羅萬象，以致有人戲稱《圍城》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這也是一個《圍城》研究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圍城》中的知識是否多而無當？有沒有掉書袋、炫耀知識廣博之嫌？這些爭論的焦點歸根結底其實就是《圍城》有沒有涉及這么多知識的必要，這些知識對于作品的藝術性是有所增益還是畫蛇添足。
 有的評論家認為《圍城》的知識有存在的必要，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能否認，這些作品中出現的知識大多數是比較貼切的，對于增強作品的文化底蘊和準確刻畫人物起到了很大作用。以書中幾位女性為例：鮑小姐、蘇小姐與范小姐都是女性知識分子，但身世背景、個人氣質與見識都不同，前兩人都是留學生，見識廣。鮑小姐生長于澳門，是有葡萄牙血統的中國人；蘇小姐是典型的中國女學生、大家閨秀；而范小姐是一個偏僻學校的女生指導，如井底之蛙。作者抓住她們的特點，以不同的知識面來介入各自的描寫，把人物性格特征表現得十分準確，讀之如見其人。寫鮑小姐 “圓滿的上嘴唇好象鼓著在跟人“使性子”，“有人叫她‘熟食鋪子’(charcuterie)，因為只有熟食店會反那許多顏色暖熱的肉公開陳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為據說‘真理是赤裸裸的’。鮑小姐并未一絲不掛，所以他們修正為‘局部的真理’。”只幾句話，鮑小姐風流放蕩的人物形象便躍然紙上。
 《圍城》中涉及到的知識非常廣泛，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知識比比皆是。僅中外古今的文人就提到好幾十位。唐以后的詩人，如三陵(杜少陵、王廣陵、梅苑陵)、二谷(李昌谷、黃山谷)、四山(李義山、王半山、陳后山、元遺山)、一原(陳散原)等，西方的文學家、哲學家和著名作品人物，也在小說中層出不窮，如斯賓諾莎、培根、愛略特、柏格森、盧梭、莎士比亞、歌德、叔本華、蕭伯納、柏拉圖、愛因斯坦、沙拉•貝恩哈托等等。《圍城》中有一些內容直接用英語來表達，還有法語句型。在作品中融入這么多的專業性很強的知識，無疑會給讀者的閱讀造成一定的困難。喬納塞•斯本斯在《紐約書刊評論》上對《圍城》有過這樣的評論：“沒有西方文化修養的讀者是無法領會《圍城》里的美妙的諷刺的。”敏澤先生也承認：“沒有一定的中國文學和文化修養，要真正理解《圍城》諷刺譬喻的巧妙，也是很難的。”可見，讀者必須“學貫中西”，否則很難理解《圍城》。
 我們并不反對在文學作品中融入知識，但是作品的含量，必須照顧到讀者的閱讀水平，不能給讀者對作品的接受過程設置障礙。更重要的，作品中的知識必須為塑造人物服務，知識多并不能代替藝術創造。而《圍城》中的知識在刻畫人物方面未必都貼切，譬如書中對禇慎明的一段描寫：
 他心里裝滿女人，研究數理邏輯的時候，看見a posreriori(從后果推測前因)那個名詞會聯想到posterior(后臀)，看見×記號會聯kiss (接吻)，虧得他沒細讀柏拉圖的太米藹斯對話( Timaeus),否則他更要對著× 記號出神。
 有的研究者說這些譬喻如鬼斧神工，利用作家巧妙的聯想和豐富的知識，大大增加了藝術表現力。但作家的聯想只是建立在自身的學術知識基礎上，讀者要跟著作品進行符合作家意圖的聯想，也只能建立在自身相關知識的基礎上，否則很可能對此莫名其妙，不理解作家的真實企圖，無疑，這樣對于讀者接受造成了困難，也對塑造人物不利，直接影響到作品的藝術表現力。
 如此看來，盡管《圍城》中的知識對表達主題、塑造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在客觀上存在著堆垛知識的缺點，作家在創作時沒有太多地照顧到讀者的接受過程。小說要靠塑造人物來反映生活，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和觀念，而絕不是以知識育人。
 二、議論----特殊的敘事手法
 在閱讀《圍城》時都有一個體會----書中的議論性文字很多。對于《圍城》的“議論”，評論界向來褒貶不一，有的說是畫龍點睛之筆，“妙語連珠，能言巧辯，俏皮挖苦，借題發揮，揶揄奚落，文字游戲，反諷情態，一應俱全。”有的則認為這使得作者對小說人物的參與過多，“做為全知敘事主人公自我觀念的獨語狀態貫穿整部小說”，損害了作品的情節。從文本來看，《圍城》中議論性文字的大量存在，是《圍城》一個特殊的文本現象，構成了《圍城》特殊的敘事手法。探討《圍城》的議論性文字對于作品藝術性的影響，不僅是《圍城》一部作品的問題，還關系到這種敘事手法在文學作品中可不可取的問題。
 《圍城》在刻畫人物的過程中，大量地使用了夾敘夾議式的議論。既有對人物心理、語言、行為的直接參與，又有相對于前者的“就事而論”的議論。書中第三章寫到方鴻漸與唐曉芙通信時的心理：“他恨不能用英文寫信，因為文言的語氣太生分，白話信的語氣容易變成討人厭的親熱；只有英文信容許他坦白地寫…… ”，這是對方鴻漸心理活動的直接參與，從語言的選擇上我們看到了方鴻漸對唐小姐的一往情深，而他終不敢用英文寫信，又暴露了他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方鴻漸在與唐曉芙講話時談到留洋博士與前清功名的可比性，趙辛楣談到中國戰時高等教育是怎么一回事，等等，都是對人物語言的直接參與，明顯的，這是作者在借作品中人物之口來發表議論，對表明人物的內心世界、好惡判斷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圍城》中主要的不是“就事而論”的議論。如形容鮑小姐時寫到：“有人叫她‘熟食鋪子’，因為只有熟食店會把許多顏色暖熱的肉分開陳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為據說‘真理是赤裸裸的’。”將鮑小姐的風騷和性感在議論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比直接進行肖像描寫的效果還要貼切。寫高松年用一封未發出的信欺騙方鴻漸時，“他沒有演話劇，是話劇的不幸而是演員們的大幸”，將高松年的撒謊技巧、演戲藝術推向了高峰，他的奸詐、虛偽面目一覽無余。
 由于議論性語言在小說中的廣泛運用，其對作品主旨的體現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不僅是通過推動情節和刻畫人物，更有直接點明題旨者。但是，那些夾敘夾議式的議論作為作者的一種特殊的敘事方式，雖說對作品的人物塑造、情節開展和主旨顯現起了很大作用，但這種直接的議論有助于增強作品的藝術性嗎？顯然 ，對人物和事件直接進行議論，可以直接體現作家的好惡；對作品主旨直接進行提示，有助于讀者可以更方便地接近主題；利用議論引導情節開展，可以減少情節的拖沓。作者本來沒有采取依附于方鴻漸的限制視角 ，但方鴻漸在很多場合都有替作者思想的痕跡。
 他感激地喜歡 ，才明白貪官下任，還要地方挽留，獻萬民傘、立德政碑的心理 。離開一個地方就等于死一次，自知免不了一死，總希望人家表示愿意自己活下去。去后的毀譽，正跟死后的哀榮一樣關心而無法知道，生怕一走或一死，像洋蠟燭一滅，留下的只是臭味。有人送別，仿佛臨死的人有孝子順孫送終，死也安心閉眼。
 作家顯然不想露出自己說是這段議論的發表者，他借用方鴻漸的心理活動，在前面加上了代表方鴻漸的“他”，可惜未算圓融，讀者可以體會到這是作者在借小說人物談自己的感受。有的評論者將這種現象稱為“《圍城》的入侵現象”這種處理使得作家對小說人物形成了直接干預，沖淡了小說人物自身的性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產生了帶有作者特征的異化。
 《圍城》中的人物和事件，本來具有很大的挖掘潛能，讀者可以從人物的言行和心理中和事件的自然發展中引發自己的思考，而在小說中，這種思考被作者的議論代替了。這形成了《圍城》一個有趣的“創作—接受”過程，作者是采取俯視的姿勢對小說中的一切滲透自己的感受，展示自己的觀點，而讀者在對小說人物和情節平視的同時，由于大量議論的存在和議論本身的精彩，感受到了這個無處不在的上帝在作品中的存在，于是自覺仰視。作品中的議論不僅干擾了作品的情節和人物，也在干擾讀者的思路，有時甚至是作家在代替讀者思考。這種干擾和代替在客觀上降低了《圍城》的水平，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其藝術感染力。
 三、諷刺----別具一格
 諷刺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式，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不是偶然的。時代的賜予，社會的黑暗，國家的褒貶，諷刺客體的丑態百出，使得諷刺小說 充分發揮了匕首、投槍的作用；中外諷刺文學傳統的哺育，和一些作家的自覺追求，使得很多優秀的諷刺小說問世。作為一部諷刺力作，錢鐘書的《圍城》成功地描寫了舊中國的知識社會中形態各異的人生世相，顯示出高超的諷刺藝術。
    同其他諷刺小說相比，《圍城》諷刺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諷刺面廣且很有深度。《圍城》對于傳統文化的諷刺是比較突出的，涉及到傳統道德、倫理、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種種弊端，可以說是毫無保留；對卑瑣的人格、丑惡的人性進行諷刺，將人類自身的虛偽、自私、冷漠、勢利等弱點暴露無遺。這種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諷刺，對人性的各種弱點進行深刻透視，在整個現代文學史中是很小見的。
    另一個特點是諷刺真實而尖銳。整部小說利用方鴻漸這個知識分子處處失敗的經歷，生存空間逐漸被壓縮的過程，將矛頭直接指向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腐敗和荒唐，揭示出方鴻的失敗在那個社會是必然的，從而將個人的悲哀轉化成時代的悲哀、社會的悲哀，作品的諷刺目的是要展現社會的殘酷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隔閡，而這正是那個社會最大的真實。對社會進行諷刺是《圍城》一個重要的主題指向，在這個意義上說，《圍城》在整體上不愧是一部“諷刺巨著”。
    《圍城》諷刺的特點不僅表現在諷刺的廣度、深度，更重要的是這部諷刺作品體現作家對于諷刺藝術的不懈探索，塑造了獨特的諷刺形象，形成了獨特的諷刺風格，顯現出了獨特的藝術魅力。作者非常善于利用肖像描寫進行諷刺。在每一個人物出場時，作者往往對其相貌特征進行一番描述，而這種描述往往又是極盡夸張的，盡量使人未見人物，便能夠看出人物的性格和作者對此人物的態度，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比如第七章開頭對汪處厚的肖像描寫：
 胡子常是兩撇，汪處厚的胡子只是一畫…… 他只想有規模較小的紅菱尖角胡子。不料沒有槍桿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樣，又稀又軟，掛在口角兩旁，像新式標點里的逗號，既不能翹然而起，也不夠飄然而裊。他兩道濃黑的眉毛，偏偏可以跟壽星的眉毛競賽，仿佛他最初刮臉時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腦兒全剃下來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換了位置…… 于是剃去兩縷，剩中間一撮    這也許還是那線胡子的功效，運氣沒壞到底。
 作者沒有按常理對他的五官進行描寫，而是挑選最有特點的胡子和眉毛進行揶揄，對面部特征的描繪中夾雜了汪處厚的歷史、思想、心理，實際上是對他的過去進行補敘，對他的性格特征進行諷刺。類似這樣的肖像描寫還有很多，對突出人物特征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錢鐘書對文體和修辭有著深刻的研究和理解，體現在作品中，《圍城》的諷刺筆法可謂千變萬化，不拘一格。《圍城》還以其奇趣橫生的諷刺語言充分展現了諷刺文學的語言魅力。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圍城》的諷刺語言巧妙精致，幾乎是涉筆成趣，渾然天成，充分顯示了錢鐘書作為“語言大師”的功力。正如有的評論者所言，“在特定的篇幅內，作者所提供的資料、傳遞的知識、表達的經驗，以致創造的種種效果，都比一般作品多。”在作品中，各種機智的諧音、對仗、反語、雙關，幽默而又深刻的警句格言，用意深遠的象征、暗示，以及中外古今的奇聞軼事，共同構建了《圍城》獨特的語言風格。
 通過對《圍城》諷刺風格、諷刺手法的分析，我們會發現，錢鐘書先生沒有拘泥于諷刺小說的傳統，而是依靠自身高深的理論學識和對人生對社會的深刻洞察力，在《圍城》創作中自覺地進行了諷刺手法的探索，形成了幽默詼諧而又寓意深刻的諷刺風格，和同時期的優秀諷刺小說作家相比，呈現出鮮明的個性。應當說，現代文學中的很多優秀諷刺作品都達到了相當高的藝術境界，但由于篇幅所限和諷刺對象的特定性，使得諷刺成就愛到了很大制約。《圍城》這樣一部鮮明特色的諷刺長篇，當之無愧地成為現代文學中的一座高峰。
 
 
 
 

 參  考  文  獻
1、錢鐘書：《圍城》，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2、顧之川：《解讀圍城》，京華出版社2001版。
3、《錢鐘書研究》 第一輯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89年11月第1版
4、《錢鐘書研究》 第二輯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0年11月第1版
5、《錢鐘書研究》 第三輯  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2年5月第1版
6、郭志剛、孫中田：《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
7、徐啟華：《評<圍城>》  《書林》1984年第4期
8、陳文敏：《淺談<圍城>的藝術特性》 《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2年9月第19卷第4期
9、陳亮：《圍城內外話<圍城>》 《中國教育報》2002年1月15日第7版。
10、吳平：《<圍城>藝術特色淺說》  《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 2000年6月
第17卷第2期11、唐美麗：《論<圍城>的諷刺藝術》  圍城評論
2004年2月。
12、溫鎖林：《喻海明珠——<圍城>比喻研究》，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4年第3期。
13、劉學明：《論<圍城>諷刺內涵的多重性》  《重慶交通學院學報》(社科版)
2003年6月第三卷 第2期
14、張紫軍：《我看<圍城>的諷刺》  《重慶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4年4月
第13卷 第2 期
15、劉學云：《解讀<圍城>》 《河北能源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2004年6月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