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儒林外史》探索古代知識分子的異化

 從《儒林外史》探索古代知識分子的異化
 《儒林外史》是我國古典文學中一部最杰出的諷刺小說。它的中心是猛烈抨擊科舉制度，揭露科舉制度所造成的種種禍國殃民的罪惡。作品生動的描繪和深刻剖析了隸屬于封建統治階級的知識分子利欲熏心、瘋狂追求科舉功名的可恥面貌和骯臟靈魂；狠狠鞭撻了封建社會昏庸無能、殘忍的程朱學和封建禮教。
 作者以當代的儒林士子為描寫對象，以酣暢淋漓的筆墨，惟妙惟肖勾勒出各類封建知識分子的形象，為我們再現了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會的百丑圖。全書生動而深刻地揭露了八股取士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人人格的殘害，呼喚文人從禁錮的思想中解放出來，再生獨立人格。因此說《儒林外史》的出現，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社會意義。
 一、《儒林外史》的成功與其作者的生活經歷和思想表現有直接的影響。
 吳敬梓，字敏軒，號粒民，后來又自號秦淮寓客，晚年稱文木老人，安徽全椒縣人。他出生于清初一個很有名望的大家族，后來家境衰微。他自幼才識過人，從小養成了愛好讀書的習慣。他學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翻閱了諸子百家，尤其是喜歡閱讀“稗官野史”（小說之類的書籍）。他的造旨很高，詩詞歌賦“援筆立成”。他是個性格傲岸、厭棄功名的人，曾多年隨父  游大江南北，養成了不善治生而好慷慨施舍的性格。父親去世后家境開始衰微，是二十三歲的吳敬梓開始窺見官場斗爭的現實，認識了人世間的真面目。再加上道貌岸然的族人為侵奪他的家產大打出手的本相，使他對現實社會的丑惡，第一次有了親身的體會。他“遇貧即施”，被族人看做敗家子，飽受冷遇。三十三歲那年，同樣受到達官顯貴們的奚落和侮辱。由于久經世態炎涼，他對現實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安于貧困，極為鄙視功名中人物。長篇巨著《儒林外史》就是他在最困難的日子里寫出來的。這充分的表現了封建社會里一個進步人窮知識分子凜然的傲骨和堅韌的毅力。
 吳敬梓的思想態度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變化過程。他從小生長早“科舉世家”里，受著封建的正統教育，很自然的要走科舉做官的道路。但考取秀才后，便逐漸的醒悟。他不愿意在枯燥無味、束縛人的八股文之中討生活，而喜歡在真正的文學創作詩賦詞章上下功夫。他寫詩作文，批判考官死把著八股取士的尺度，排斥一切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他痛恨八股取士如仇敵，對愈是做得精巧的愈是痛恨。三十六歲時他“以病”辭卻“博學鴻詞”科的廷試，用行動對科舉制度作出否定。乾隆“南巡”，士大夫都去夾道拜迎，他卻不予理睬，表示了對最高統治者的極端蔑視。他繼承了清初進步家譴責科舉八股的傳統，結合自己的切身經歷和見聞，以諷刺的筆刃勾勒出儒林群丑的光怪陸離的社會圖景，把對科舉制度的批判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二、《儒林外史》社會批判的主要方面——八股取士
抨擊腐蝕士人靈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會批判的主要方面，那么什么叫八股取士呢？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就是封建社會統治者通過考八股文選拔自己的忠實奴才的一種制度。它源于隋唐，隋唐通過科舉考試選拔政治管理官員，這一制度本身肯定了士子的道德與知識的價值高于貴族的世襲身份和商人的財富，因而對鞏固封建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士子憑借自己的努力就可躋身仕途，對于深受政治型文化熏陶的士子來說，無疑是一條最現實、最有誘惑力的人生道路。但是也必須看到，科舉取士更偏重與考察士子的知識和寫作能力，而對士子的品行則很難作出明確的評估。唐代科舉還有推薦這一措施，從某種意義上對士子的品行也給予了評價。到了明清，八股取士的弊病就日益明顯且深重了。《儒林外史》向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發起了猛烈的攻擊。那么八股文又是何物呢？八股文又叫四書文、經義文，它規定只能寫“四書”、“五經”上的東西，不準稱引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事情，不許發揮自己的見解，更不能聯系當前現實的政事，只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以封建道家朱熹等的注疏為標準；文章的格式有非常刻板的規定，文章的字數也有一定的限制。這本來是對士子思想的禁錮和愚弄，但在功名利祿的引誘下，許多士子卻將八股文奉為神明。而八股取士的最大弊病，那就是引導士子在僵死枯燥的經典中討生活，在于世無補的文章中玩花樣，而品行道德、經世濟民統統可以置于腦后，道德型文化的特征固然已蕩然無存，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也名存實亡了。
 八股取士造成了士子的無知、無用。如，范進的八股文，周進反復看了三遍之后，才認定是“天地之間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取為院試第一名。如此說來，范進應該具有真才實學。他后來也果然中了進士，并且做了山東學道，但他竟然不知道大文豪蘇軾為何人。再如進士出身的湯知縣和舉人出身的張靜齋缺乏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劉基明是元朝至元年間中的進士，他們卻說是明朝洪武三年開科的進士，又把宋代趙普的故事也安到劉基明身上。可見，二人無知到何種程度。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士子何止無知，而且無用。八股取士使士人在《四書》《五經》中苦苦的掙扎，八股文就是叫人人云亦云，成為沒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的應聲蟲，徹底地將自我封閉起來，成為“振振有詞的啞巴”。這樣士子還能做什么呢？請看上面所說的湯知縣無用到何種程度。他身為父母官，卻毫無主見，隨意聽信他人之言。只盼望早日升遷，將一樁小事激成大亂，草菅人命，率性而為。回民老師傅送他五十斤牛肉，請他不要禁絕牛肉的買賣。他小題大做，要在這事上出個大名，竟把老師傅枷死，引起回民聚眾鬧事。事態平息之后，他為保持臉面，還要發落幾個為首的回民。再如彭澤縣的知縣審理鹽般被搶一案，不是想方設法捉拿盜賊，反而認定“本縣法令嚴明，地方清肅，哪有這等事”，不由分說，把原告舵工水手各打二十板，寄監再審。但湯少爺拿帖子一說情，就扯一個蛋，一齊開恩趕了出來。用這樣一批八股舉止業出身的官員治理國家，政治的腐敗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嚴重的是八股取士這樣一條進身之階還造成了士子的無恥。范進應當說是一位樸拙之人，中舉之后就發生了變化，竟然借安葬老母的題目，去高要縣湯知縣處打秋風。燙知縣設宴款待，他假惺惺地不使用銀鑲杯 ,換了一雙象，他仍然不肯舉 ,以此表明他克守孝禮，但他卻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進嘴里。也是一位誠實忠厚的青年，中進士之后也發生了變化。他怕“丁憂”誤了做官，就打算  喪不報，身為人倫師表的周司業、范通政也居然贊成自愿設法替他“奪情”功名富貴之心完全壓倒了百行之首的孝禮。至于象嚴貢生欺壓鄉里、強奪寡婦財產，王德、王仁兩位  生見利忘義、趨炎附勢，就更等而下之，毫無羞恥之心了。
 八股取士造成了士子的無知、無用和無恥，那他們為什么還要癡迷于這種八股呢？請看魯編修教訓女兒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么來，都是野狐禪、邪魔歪道！”如果說魯翰林吹捧八股文是一種熱昏的胡話，那馬二先生卻道出了實質：他在開導蘧公孫說：“舉也二字，是從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那個給你官做？”后來在杭州有勸勉匡超人說：“只是有本事進了學，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賢弟，你回去奉養父母，總以做舉業為主，那害病的父親睡在床上，沒有東西吃，果然，聽見你念文章的聲氣，他心花開了，分明難過也好過，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在馬二先生的口中，八股文有多么大的魔力，不僅由此可以改換門庭，而且簡直成了卻病延年的靈丹妙藥！然而他這并不是早作職業宣傳，而是他積數十年之經驗的“勸世良言”，也很可以代表當時知識界的共同見解。而且他的話有說的何等透徹：不做舉業，“那個給你官做？”做了舉業，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豈不簡單明了地  出了科舉八股的精髓？國家也正是這樣的情況下采用八股取士，而士子卻為了“官”和“榮宗耀祖”樂而不疲地癡迷于八股之中，深受其害卻渾然不知。
 且看小說一開始就給讀者展現了兩個被科舉制度塑捏得既可憐又可笑的人物—周進和范進。周進應考到60歲，胡子已經花白了，還是一個老竟生，只得到薛家集去教材村塾，受盡了新進秀才梅玖的奚落和舉人王惠的鄙視，最后連個教書的飯碗也保不住了。因此，當他由于偶然的機會，去參觀省城的貢院時，半生蘊蓄的辛酸逼使他不由得“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蘇醒后滿地打滾，放聲大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鮮血來；而范進看到考中舉人的報貼，“往后一跤跌倒，牙關緊咬，不省人事”，醒來后，又拍著手大笑：“噫，好了！我中了！”痰迷心竅，得了個瘋病。這在我們今天看來，也許會覺得好笑，甚至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但回頭看看他們平素所受到的種種歧視、嘲罵以及被生活所逼迫得走投無路的情景時，就不難理解：著正是他們在科舉的播弄下，長期在生活上受煎熬、精神上手壓抑的一次爆發，他們的神經已經脆弱到經受不住任何依次大的刺激。可是當周進一旦中了舉人，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后來中了進士，升了官，以前辭掉他  的村子里的人竟供起了他的長生祿位牌，曾經盡情奚落過他的秀才梅玖，也冒認起是他的學生來了他早年寫在村塾中的對聯也成了“周大爺的親筆”，必須揭下來婊好。范進中舉以后，鄉紳張靜齋就忙著來拉關系，還有許多不相干的人送田產，送客房，奉承巴結，兩三個月以后，居然錢米充足，奴仆成群。請看，他們的日常生活、社會地位發生了多大變化？前后一對比，我們就更會明白當初周進為什么頭撞號板，哭得死去活來，范進為什么一見投貼，就歡喜得發了瘋。小說就這樣通過周進和范進所演的悲喜劇，揭示在八股怪圈里一些知識分子的心靈所受到的傷害，可見八股取士多么害人！
 八股取士不反扭曲了士子的靈魂，而且也毒害了社會各色人物。小說中用許多筆墨刻畫的“名士”，實際上是一些科舉不得意轉而招搖撞騙的食客。他們假裝高雅，扯謊幫閑，謅幾句詩，騙些銀子。那位牛浦郎說得好“這相國、督學、太史、通政以及太守、司馬、明府，都是而今的現任老爺們的稱呼，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并不要進學。中舉，就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功名心是促使他們喪失廉恥的根本原因。就是這位牛浦郎，在功名心的引誘下，由一個純樸好學的少年變成了騙子。其他如牛玉圃、景蘭江、趙雪齋、浦墨卿等，也都是一類的文人。從他們裝名士中可見八股毒害之深，它不僅毒害了士子，更毒害了社會各色人物。
 八股取士同時還嚴重地危害著國家，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八股科舉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才，只能是不學無術的蠢物。而國家卻用這樣的人為“真才”作為統治者，來治理國家，可想而知，這個國家會是什么樣的局面。如果國家都用象湯知縣和彭澤的知縣那樣的人治理國家，試想社會是否還能安定。這也正是我國封建社會漫長的原因之一。到了明清，八股文被統治者充分地利用，使人們在《四書》、《五經》的“經典”中繞圈子，人們只知八股，其他學說被看作“雜草”不準學習，使士子變成“振振有詞的啞巴”。用這些有才學的周進、范進之類的式子為統治者階級放命，這樣的人才治理下的國家又怎能向前發展呢？我們知道，明清時期，我國的封建社會已不能適應當時生產力的發展，而統治者階級極力的維護他們的權利，仍舊推行八股制度來禁錮人民的思想，削弱他們的反抗意識，這樣能進步嗎？如果國家不用八股取士制度來禁錮士子的思想，而培養他們治理國家的能力，讓他們真正成為有識、有用之士，也不至于淪落到國家被瓜分的地步。可見，八股取士的制度，不僅僅是毒害了知識分子，毒害了人民，更坑害了國家。
 究其實質，八股取士就是腐蝕士人靈魂，禁錮士人思想，用功名利祿誘使士人為統治者效命。八股士虛已應試，鉆過了舉業的金針眼，成了大紗帽、大轎子的擁有者；士人本人并沒有建立獨立話語權利的雄心壯志，只想用話語加入權利網絡。在紗帽之天下、八股文化大昌于天下的情況下，紗帽召喚著那些八股士，他們舍生忘死地竟相奔走在這條欽定的“康莊大道”上，竟相比賽，成為紗帽隊伍中的秋風客、揩油士，相與老爺便是其“終焉之志”。而這種制度卻是吸魂器，它吸干了假名士們則是這種制度下生長出來的惡性腫瘤。無論是真正的士人，還是假名士，他們把真正的文化傳統大面積遺忘、摒棄，走上了知識異化之路，原始的儒家精神遭到了徹底的扭曲，“代圣賢立言”的科舉考試已變成了連圣賢復生也考不上的選拔“賢才”的考試。然而，真正秉持著原始儒家精神的賢人（如虞博士、莊紹光、遲衡山等），以強硬的個人主義姿態堅持原始儒家精神的人（如杜少卿等），不是被認為呆硬被指為狂，他們只能做絕望的抗戰，最后風笑云散。這就是被士人奉為神明的八股。它使士人和社會各色人物沿著這條“終南捷徑”謀求“異路功名”，高則可以平步青云，為官作宦，低則可以依附權門充慕客，當幫閑。這樣的制度培養出的人才能治理好國家嗎？八股訓練的目標本來就是使別人怎樣說你就怎樣說，將自我封閉起來。他們生活在“舒服的士文化”中，“發過”“中了”的自然舒服透頂，就是不中、未發之士，都有獻身于不朽之盛業式的自我崇高感。馬二先生起草八股選本的評語就如同起草導向性文件一樣嚴肅、認真。八股士以舉業為生命的終極停泊點，他們在其中尋找光明的前途，被吸干血液卻全然不知。
 八股取士造成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厄運，他們熱衷于對功名富貴的追求，尚失了禮儀廉恥，這是古代知識分子的悲哀，是當時社會的悲哀。
 三以次為鑒-——創新成為當代社會發展的主題。
 從古代知識分子的異化中，我們首先應該擺正自己的人生態度，徹底摒棄八股那種士子追求功名的學習態度，正確認識自己的人生價值、社會價值，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而不至于象八股士子那樣為了躋身仕途，連倫理道德都喪失掉。再次，現代的知識分子應該避免“死讀書”和“讀死書”的現象。當今社會的飛速發展，要求知識分子不僅要具備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而且要有較強的能力。一個人掌握知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能夠學一致用。所以今人應該避免“死讀書”和“讀死書”的現象，決不做八股士子那樣無知無用的人。最后，我們看到，創新已經成為社會發展永恒的主題，應努力培養和發掘現代知識分子的創新能力，只有不斷改革，不斷創新，社會才能向前發展。
 而今，當我們再次捧起《儒林外史》，感受那些醉心于八股之中的扭曲的靈魂時，真為今人能夠自由地暢游在知識的海洋之中而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