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的兩面性及狂人“吃人”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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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狂人是《狂人日記》里的重要人物，也是魯迅塑造的最成功的藝術形象之一。在《狂人日記》里，狂人極生動的概括了一部分先覺者與當時社會的對立狀況。也很鮮明的表現了他的兩面性，在他說出“救救孩子”的時候，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在慢慢的改變其自身的形象。
[關鍵詞]狂人吃人 “人”與“非人” “人肉筵席”
一、“吃人”的含義
作為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以一種非常陌生的，怪誕的形式對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本質作出了驚人的概括：吃人。魯迅以人道主義的尺度衡量中國社會，衡量的結果是非常令人害怕的：幾千年來中國人從未爭得做人的權利，人是以“非人”狀況活著的，既“吃”別人，自己也被“吃”，因而中國的歷史不過是一場至今未散席的“人肉筵席”。也就是說，作為個體的人，中國人沒有獨立的人格與獨立存在的價值，只是構成社會等級的一磚一石，其生存與個人的尊嚴是沒有保障的；作為群體的人，人與人之間沒有尊重、關愛與同情，也沒有對于他人的責任心，沒有對于生命的熱愛，麻木、愚昧地茍活著。因而中國社會是在一種剿滅人性的狀況下保持著它的穩定：死的寂靜；而社會的實質是非生命化的、一盤散沙式的。如果說《狂人日記》是以一種高度概括的象征形式表達了魯迅對中國社會本質的這種認識，那么，他更多的小說，《藥》、《孔乙己》、《祝福》、《阿Q正傳》則以寫實的手法，展示出中國社會的可怕實質，最弱小的首先被吃，而較弱小的其次，依次排下去人的社會與動物是一樣，是以一種肉弱強食的方式存在著的，中國的歷史是一場持續了幾千年仍還在進行著的人肉筵席。
魯迅用他杰出的現實主義小說引導我們對中國社會作出深刻的認識與切實的判斷，從而領悟出政權變更決不是社會解放的標志；唯有“勸轉”吃人者，啟發國民的良知與人性，使社會成為一個有人性的社會，中國社會的變革才是有可能的，而這，又絕不是簡單的或短時間能實現的，它需要啟蒙主義者一代一代不懈地努力、扎實地工作。魯迅小說有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這是魯迅清醒的現實主義的表現；正因為有這種“悲觀”，才有魯迅堅韌的戰斗精神；而這種與強大黑暗展開持久戰斗的堅強意志，正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可貴、最需要的。
二、“人”與“非人”
魯迅小說的人物形象，基本上可以歸為兩類：A人；B非人。魯迅小說中的“人”，是作為與整個社會（由非人組成的）相對立的力量存在著的，他們主要是一些接受了西方人道主義思想啟蒙、具有獨立個性、追求獨立人格、并對社會持批判態度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叛逆者，如“狂人”、夏瑜、等。這些人用人文主義價值觀衡量中國社會，因而對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愚味風習持否定態度。他們在社會中屬于極少數人，是傳統文化的叛逆者，因而在正統社會世俗的眼中，他們是一些怪人、瘋子，是可恨的，也是可憐的。他們都曾奮力與社會抗爭，但無一例外地，不是毀滅，就是投降。
“狂人”的意象。極生動地概括了這部分先覺者與當時社會的對立狀況。狂人從發病道病愈之前的整個狀態，就是中國現代叛逆的知識分子對封建文化進行反思、進而徹底批判的過程。狂人的突然發瘋，實際上是寓示著現代覺醒的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態度的改變：原先合理的，現在看都不合理了；原先習以為常的，現在覺得非常可怕。覺醒的知識分子用新的價值眼光審視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發現中國人原來是處于非人狀態中而不自知，人的生存竟以柔弱強食的規則維系著；歷史的太平盛世，也只是人們暫時做穩奴隸的時候，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生存的權利，從未有過。“吃人”一詞，既十分符合精神病人的特殊思維與言語，也十分貼切地揭示出中國幾千年封建文化的本質。狂人這一與現存社會尖銳沖突的病態意象，揭示出覺醒的知識分子的孤獨處境；他們的價值尺度、他們的思維方式、他們的言語及行為，都與社會習慣力相悖，他們會一意象，以及他展示的狂人與社會環境的對立、沖突，可謂精彩之至，反映出魯迅作為一個叛逆者、先覺者對自己存在的痛苦體驗是極為深刻的。狂人的最終病愈，象征著叛逆者的投降；他由“瘋子”又重新恢復到與周圍環境一致的協調狀態；他的康復，正是反封建戰士的妥協和投降。狂人終于敵不過“大哥”、“醫生”及周圍人給予的關懷和壓力，由與社會環境的尖銳對立，轉變為發瘋之前的與社會和諧的狀態，以至于跟從前所有讀書人一樣，“候補”做官去了。這個結局，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同時也暗示出中國社會傳統力量之強大。夏瑜是被“吃”掉了。《藥》雖然沒有對這個人物的精神世界作更多的展示，但通過茶館里各色人等的議論，從他們對夏瑜的不理解、嘲諷與鄙薄中，我們完全能夠體驗到夏瑜的孤獨，他的毀滅是必然的。對夏瑜刑場場面的描寫，華老栓用夏瑜之血為兒子治病的情節，都使作品的悲劇性得到深刻的揭示。這一類屬于“人”的形象，凝聚著魯迅及同時代叛逆知識分子深刻的人生體驗，寄寓著魯迅的理想同時又包含著魯迅對中國社會的一種悲觀情緒。
魯迅小說中的“非人”形象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居于統治階級地位的人，其中既有統治階級政治上的代表，如大哥（《狂人日記》）等；也有統治階級文化上的代表，如魯四老爺、趙七爺（《風波》）等；還有統治階級經濟上的代表，如趙太爺等。這部分人自然也是少數，但他們都代表著社會的意識形態。這些人在魯迅作品中大都不是主要角色，但都是刻畫得極有特征的。魯四老爺在小說《祝福》中僅出場過幾次，一次是與“我”見面寒暄，大罵新黨云云，一次是祥林嫂第一次到他家時他的冷漠和審慎態度，還有一次是祥林嫂死了之后他的議論：“不早不遲，偏偏死在這個時候，可見是個謬種！”不多的幾個場面、寥寥幾句話，就將這個人物守舊、無知、冷酷、自私的靈魂展示無遺。這一類人物居于社會上層，卻是一些沒有人性的、只有“道德”面具的人，而他們所相信的道德，只不過是用以壓制他人、維護自己地位的工具，他們心靈與行為的丑陋、反動，也證實了這些道德的虛偽性。魯迅塑造這類形象，是正面展示封建文化、道德的極端腐朽、反動以及虛偽。
還有一類“非人”，在經濟與社會地位上恰恰與上述形象相反，是處于社會下層的普通百姓。這一類人，一方面飽受貧困，壓榨之苦，在物質生活上沒有起碼的保障，處境悲慘，而且永遠處在隨時被“吃”的狀況中，從物質上，精神上有永遠被第一類人掠奪、統治；然而另一方面，這些生活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人，在思想觀念上卻與前一類非人完全一致，恪守正統的封建倫理道德。由于后一類非人是社會的大多數，因而他們成為封建統治階級在社會輿論上的代表，客觀上成為統治階級的幫兇。
對于廣大被壓迫階級“非人”狀態的揭示，是魯迅小說最深刻的地方。他通過小說昭示我們這樣一個道理：中國廣大被統治者心理意識的“非人”狀態不改變，則任何革命都不能改變社會的本質，只是政權更迭而已。由此表達他思想啟蒙的觀點：中國社會本質的進步，首先在于“辟人荒”，即人性的啟蒙與培養。只有改變社會的“非人”狀態，讓中國人由“非人”轉變為“人”，才有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與進步。
由對“人”的發現，進而揭示中國社會的“非人”本質，賦予魯迅小說深刻的思想性與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比較魯迅前后及同時的小說，他的偉大之處不言而喻：從前，普通名眾不足以成為文學表現的對象，即使表現了，也限于下層社會中那些具有不尋常意味的少數人。魯迅以“人”與“非人”的價值系統衡量中國社會，抓住了中國歷史與社會現實的最根本的東西，對中國社會歷史超穩定的循環式結構作了深刻的揭示。

參考文獻
魯迅：《藥》（1919年4月）
魯迅：《祝福》（1924年2月7日）
魯迅：《風波》（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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