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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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在我國文學史上是具有獨特藝術成就的長篇小說。作者吳敬梓生活的時代，是18世紀的上半期。那時，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向末期，瀕于總崩潰前夕，表面上的繁榮和穩定，已掩藏不住內里的黑暗和腐朽，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也就產生了《儒林外史》這樣深刻地揭露社會現實的批判現實主義杰作。
作為一部諷刺杰作，魯迅高度評價長篇小說《儒林外史》的藝術成就，認為它達到了我國古典小說諷刺藝術的高峰，使后來者難以為繼。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所謂“戚而能諧”，是指描寫內容上的悲劇性，作品在內容上是描寫了病態社會造就了病態人物，病態心理，這是內容上悲劇性。
在“病態”的迂陋窮酸腐儒身上，表現出科舉制度“愚人心智、迷人心性、培養庸才”的罪惡。在作品中，最先登場的便是迂陋窮酸腐儒。他們都是受功名富貴毒害而不自覺的科舉迷，他們的愚昧、癡迷造成了他們自己的悲劇。作者諷刺的矛頭不是指向他們自身的缺陷，而是指向那種對他們進行精神虐殺的科舉制度。周進、范進執迷科場數十年，沿著童生、秀才、舉人、進士的階梯艱難攀登，但周進六十多歲了還沒爬上秀才，范進五十四歲了也還是個老童生，他們那副面黃肌瘦、破衣爛衫的樣子，完全是被科舉等級制度壓垮了身體和心靈的悲劇形象。周進飽受了貧窮之苦，更連連遭逢年輕秀才、舉人乃至鄉人的輕視和侮辱，最后還連糊口的塾師位子也丟掉了，當他偶過貢院進去見到號板時，數十年郁積胸中的悲苦辛酸怎能不使他一頭撞去？范進一生最熟悉的是貧窮，最害怕的是丈人的臭罵，而心路歷程經歷最多的就是失望，雖然他慣性似地還要去掙扎于科場，而其實他早已喪失人的信念，不敢有非份之想了，他那微弱的神經怎能經受得起中舉的喜訊驟然降臨？這“二進”的一哭一笑，典型地描摹了科舉迷的畸變心靈。馬二先生身長八尺，形容甚偉，但軀殼里仍是一個卑微的靈魂。他是一個迂儒的典型。自己并沒有走通科舉的路，卻迂執地堅持“舉業至上”的人生哲學，他把生命全部虛擲在八股時文的選批上面，八股時文毒化了他的靈魂，他作為一個知名的八股選家又去毒害成千上萬的年輕書生。科舉時文不但愚人心智，敗壞人的社會識力，而且泯滅人的自然美感，這在馬二先生身上表現十分突出。他游西湖，不知賞風光，不敢看女人，一雙破靴在人窩子里亂撞，除了路過書店去關心自己八股選本的發售行情之外，就只對沿途的各種小吃饞涎吞咽了。“西湖之幽秀，風俗之繁華，與馬二先生之迂陋窮酸互相映發”（天目山樵評語），展現出一個被科舉時文異化了的讀書人腐味熏天的靈魂。做了三十年老秀才的王玉輝中理學流毒已深入骨髓，他立志“要纂三部書嘉惠來學”、“勸醒愚民”，終日手不停筆，連做館的功夫都沒有。女兒受了他的言傳身教，丈夫死了就要以身相殉，王玉輝竟表示“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女兒得到鼓勵，果真八日不食而死，妻子哭得死去活來，王玉輝竟說妻子“真正是個呆子”，“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并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理學竟可以把人性異化到如此荒唐的程度。
在“病態”的無恥官紳和市井棍徒身上則是對“丑與惡”的諷刺和批判。通過揭露僥幸者和騙取者在獲得功名之后，對富貴的無恥無厭的追逐，體現了科場官場的黑暗腐朽。作為官紳和市井棍徒，如果說婁三、婁四、杜慎卿等輩大多數只是或者只能在虛名假譽中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的話，那些無恥官紳和市井棍徒則多以營己利、謀權勢為直接目的，因而更加卑鄙無恥，有時甚至窮兇極惡。科舉是求取功名的苦路，功名則是通向富貴的橋梁，少數舉運者一旦成就功名，就要用無厭的貪求加倍地償還他們為之付出的代價和成本。科舉制度實際上成為這些無恥官紳的培養基，成為政治腐敗的根源，人民為之飽受災難。進士王惠補授南昌知府，一到江西就打聽“地方人性，可還有什么出產？調訟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嚴貢生是一個劣紳的典型，他利用自己的特權和與官場的關系，無恥地欺詐鄉愚。他的邏輯十分荒唐：一口新生小豬誤入鄰家，他聲稱尋回來“不利市”，逼人買下，待鄰家養到一百多斤了，一次錯走進嚴家來，他又把豬關了不還，聲稱豬本來就是他的，竟把來討豬的鄰居打折了腿；一紙并未付款的借約當時未還，后別人來討還，他竟索要利錢，聲稱因為此約使他有二十兩銀子不能動，誤了放債的利錢，竟連米帶驢地搶奪別人的財物，仍不還借約。在那個社會里，還活動著一些“巧取人間之富貴”的市井棍徒。例如差役潘三，他對景蘭江、文劍鋒一伙假名士的觀察和分析可謂透入骨髓，他看到匡超人和他們鬼混，就劈頭一棒地點化他：“你到省里來，和這些人相與做甚么？”“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這姓景的開頭巾店，本來有兩千銀子的本錢，一頓詩做的精光。”“那個姓文的是鹽務里一個巡商，……吃醉了，在街上吟詩，被府里二太爺一條鏈子鎖去，把鹽商都革了；將來只好窮得淌尿！”匡超人如夢初醒，遂改務虛為務實，跟著潘三“做些有想頭的事。”他們把持官府，包攬詞訟，為非作歹，或者假雕印信，偽造官府文件、或者私和人命，或者拐帶人口；或者買囑槍手替人代考，或者威逼平民，總之是以各種不法手段巧取豪奪。不用讀書考試，沒有功名，同樣可以富貴，這就是潘三一類奸徒蔑視儒生名士、驕人傲人的理由，它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以富貴為誘餌的科舉制度的腐朽。
除上所述，《儒林外史》的，還擅于運用細節的描寫來刻畫人物的性格。如第四十五回余敷兄弟驗土相墳的一段細節描寫，可說是惟妙惟肖，繪形繪聲。通過對余敷、余殷兄弟二人裝腔作勢，雖明明是騙人的勾當，卻偏要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態心理的描繪，把兩個可憎的嘴臉表現得淋漓盡致。又如第四回寫“遵制丁憂”的范進，在張靜齋的慫恿下到湯知縣那里打秋風，席上逡巡不肯用“銀鑲杯筋”，換了“瓷碗”、“象牙筋”也不肯用，可說是盡到了禮節，可是正當主人為難之際，他卻把“大蝦元子送在嘴里”。寥寥幾筆便對所謂“孝道”的虛偽性揭露無遺。總之，通過細節的描述，對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揭露封建社會的虛偽，可說是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如上所述，不難看出以諷刺見長的《儒林外史》，由于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時又能運用生花的藝術之筆，遵循著藝術的規律去描寫人物、刻畫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組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從而成為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做出了廣闊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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