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階級的統治政策對當時文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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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時期的文學創作都會受到時代、社會、政治等的影響，從而表現出發展變化的階段性。而不同的統治者所秉信的統治政策，往往是當時文學是否興盛以及主流思想方向的重要因素。當時社會的世態就成為了文學作品的主要反映內容，但統治政策卻能決定其表現方式的直接與否。
在此，我將選取歷朝歷代中具有代表性的現象進行具體分析。
　一．秦嚴酷的統治政策與《史記》的誕生
1．秦統治者的嚴酷文化政策對文人的摧殘
秦朝統一后,在思想文化專制的高壓政策之下,秦朝的士人階層面對政治環境的強烈變遷,主動或被動地做出了不同的秦朝文化政策抉擇。他們或者依附于秦王朝,蛻變成為專制君權的奴仆與工具;或者選擇避害祛禍、明哲保身,以保全生命、待機而動;或者遠離政治、隱居山林,求得人格的獨立和內心的安寧;或者以保存典籍、傳承學術為己任,維系學術思想的傳承;或者挺身而出,參加反秦起義,為滅亡暴秦而奮斗。不同的選擇,反映了士人階層面對專制政權的不同態度和不同策略。他們的每一種選擇,對后來的士人處理其與封建皇權的關系,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2.《史記》的歷史地位及其對當時社會的反映
《史記》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
　　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游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啟迪。
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于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于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
3.文人代表人物司馬遷對執權者的態度
對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相反，對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才使《史記》以信史聞名于世。　司馬遷也很重視物質生產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把經濟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還強調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的思想。由于司馬遷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使《史記》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史記》第一次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容在歷史學的研究范圍之內，從而開拓了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的發展。由于紀傳體可以容納廣泛的內容，有一定的靈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級關系，因而這種撰史方法，為歷代史家所采用，影響十分深遠。
二．少數民族執掌政權對社會主流文化的影響典型代表——清朝
1.清政權的統治政策
清代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古代文學史上最后一個重要的階段。詩、詞、散文、小說、戲曲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清朝統治者的滿族人身份，使其文化政策明顯不利于漢人，其具體體現在滿人對中華文化的摧殘；其二，“黃雷李二曲顧亭林傅青主等遺民故去之后”，在清政府文字獄的威懾下，“清代鴻儒或是成為四庫館臣，或是逃到訓詁考據里去”，“知識分子沒有了獨立的思考，內心的反省，新時代里產生不了與之相應的新思想”。而清朝統治者對于“中華文化”的態度則表現為：恢復科舉取士制度；“祟儒重道”基本國策的實施；“博學鴻儒”特科的舉行；圖書的訪求與編纂；由尊孔到尊朱。其本質無疑是對漢族文人的摧殘。
順治、康熙時期的文學清朝統治者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鎮壓了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消滅了南明政權，殘酷地屠殺反抗的漢人。為了鞏固統治，清王朝對于知識分子，嚴禁結社，大興文字獄。表面上，內閣六部，滿漢官員分設復職,實際上,權力掌握于滿族議政王大臣之手,最后裁決于皇帝,形成帶有種族歧視的封建專制。國內地主階級的剝削制度依然存在，初期又有朝廷親貴與旗兵的大規模掠奪漢人土地的“圈地”行動。這一切，形成了統治者和漢族及各族人民之間的尖銳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但同時，清朝統治者又采取一些緩和矛盾和懷柔籠絡的措施，如經濟上免除明末加收的“三餉”；獎勵墾荒,屢次豁免災區的多年賦稅;康熙親政以后,下令禁止“圈地”;改進明朝的“一條鞭”地丁稅收制度，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使農民減輕負擔。在政治、文化上，繼續推行科舉考試，另開博學鴻詞科，以功名利祿籠絡知識分子，提倡程、朱理學，宣揚綱常名教，以削弱人們的反抗意識。康熙后40年出現了安定局面，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2.與當局統治政策斗爭的進步代表
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對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家，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為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清初的長篇章回小說，如陳忱的《水滸后傳》、錢彩的《說岳全傳》，通過寫前代故事，反映了階級斗爭、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但藝術成就較高的，還推蒲松齡的短篇文言小說集《聊齋志異》。它借花妖狐魅等故事,揭發封建吏治和八股取士制度的黑暗,歌頌青年男女對于幸福與愛情的追求。它用流暢的文言文來寫，想象豐富，情節生動，引人入勝；善于把非現實世界的人物，賦予濃厚的現實生活的人情味。

3.腐敗的政治下的文化政策及當時文化成就
雍正、乾隆時期的文學在康熙后期政治、經濟形勢上升的基礎上,雍正、乾隆時期就進入清朝的“盛世”。被破壞了的明中葉以來萌發的資本主義生產因素，得到恢復和發展，中國的封建經濟呈現最后階段的繁榮。但在清廷夸耀其文治武功都取得勝利的同時,土地集中,官吏貪污，統治者奢侈腐化和窮兵黷武，又逐漸激化暫時緩和的社會矛盾。在文化、思想方面，繼續厲行鉗制政策：雍正朝的呂留良遺書，乾隆朝的胡中藻、彭家屏等文字獄,仍然株連廣泛,刑戮殘酷；統治者在提倡程、朱理學之外，又獎勵考據學，實際上起著引導文人學者鉆入脫離現實斗爭的學術研究中去的作用；乾隆朝利用編修《四庫全書》的機會，大量銷毀、竄改不利于清廷統治的書籍。
長篇小說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這就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與曹雪芹的《紅樓夢》兩部巨著的出現。《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制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采用夸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沖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走向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提煉描寫，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郁，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志異》。
嘉慶、道光時期的文學乾隆后期政治上的腐敗,使社會矛盾激化起來。從嘉慶初年到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之前，社會矛盾繼續發展,更加尖銳。清朝的“盛世”趨于沒落，中國的封建社會也日益走向衰亡。人民的反抗斗爭隨著生活的日趨貧困而加強，爆發了白蓮教、天理教等的大規模起義。當時的文人，眼看“盛世”面貌的逐漸幻滅，又掙不脫思想上所受的鉗制，處在暴風雨前夕的沉悶、窒息的空氣中。文壇上有一些小的變化，但蓬勃的氣象則已不如前一時期。
經濟條件是文學家創作的物質基礎條件，而作者的境遇也體現在他們的作品中。但在影響他們創作的最重要因素非政治因素莫數。也許是出于對大好盛世的歌頌，也許是對毫無人性的統治政策的鞭笞，也許是敢怒不敢言，便借他物言此情……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感情流露，也是一抹微型的時代縮影，更透出那個特有的時代所賦予它的先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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