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杜甫的詩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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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做為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生活于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他的詩歌真實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時代風貌，是當時社會現狀的一面鏡子，故有“詩史”之美譽，在他的詩中貫穿著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思想。而他憂國憂民的思想源于他身上較為濃厚的儒家思想。表現為矢志不移的忠君愛國思想和深沉廣博的仁愛精神。這不僅是杜甫偉大的人格魅力之所在，更是其詩作能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力量所在。
　　一　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淵源
杜甫自始至終執著地關注現實是與他頭腦中的指導思想有關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為指導呢？杜甫常常自稱“儒生”、“老儒”、“腐儒”，談到自己的家世也說“奉儒守官”，所以歷來批評家認為這是儒家的思想意識的體現，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學說鑄就了杜詩中的憂國憂民的主旋律。郭沫若先生的《李白與杜甫》一文中強調儒家思想對杜甫的影響，并認為這對杜甫的“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欲望”起了決定性作用。但事實上決定他思想的，還是十載長安的“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饑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飽嘗的戰亂、饑餓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和人民親密無間的生活。這些，正是這些，是杜甫思想決定性的因素。中國古代詩人絕大多數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然而這些難以計數的大批詩人中真正弘揚了儒家思想、應該在儒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這不僅是因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內心之中常常激蕩著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對孔孟所倡導的憂患意識、仁愛精神、惻隱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強烈的詩篇淋漓盡致表達出來，打動與感染讀者。特別是作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愛”精神，這幾乎成為杜甫一生堅持不輟的創作主題。
　二　憂國憂民思想的表現
（1）忠君愛國
傳統的儒家觀點認為，忠君即是愛國。如孔子強調“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敵入侵中原地區。孟子則宣揚“大一統”，力主以“仁政”統一中國。即對百姓施以仁政，以體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憂民所憂。此為儒家憂國憂民的光輝典范。而且儒家關注群體意識的最高境界就體現在對國家、對天下（當時對儒家來說“天下”就是國家，國家就是“天下”）“一統”和安定的關注上。杜甫承繼了儒家的對“天下”“一統”的思想片斷，把它發展成為忠君愛國的強烈的意識、并成為古典詩歌創作中的永恒的主題。實現和維護天下一統是儒家群體意識的最高境界，能夠達到這個境界的人，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是很少的。那時人的眼界極為狹小，大多只是局限在個體生命的自生自滅上。一生執著于“忠君愛國”，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個時代很難達到的境界，這樣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靈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獨夫民賊，而是天下民眾這一群體的代表。特別應該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愛國不是作為臣工的職業性的奉獻、更非泯滅了個性以后唯一的選擇。杜甫是注重個體自我價值的人，他把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融入了對群體的關注之中。這些在他的詩歌中有長足的表現。流傳到現在的杜詩絕大部分寫于滯留長安以后，從長安詩開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現了他的憂國憂民精神。從早年的志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直到臨終，仍在惦念著：“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遠是那樣執著。杜甫不僅隨時隨地不忘君國，如蘇軾所說“一飯不忘君”（當時的“君”就是“國”的代表）；更令人感動的是，他把這種感情視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開篇就描寫忠君愛國之情，當時擺在杜甫面前有兩條路，一是歸隱田園，過“瀟灑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紛紜復雜的官場爭斗。選擇引起杜甫內心的激蕩，詩人把自己的內心的矛盾如剝春筍似地一層一層地展示出來，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跡：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向太陽，物性固難奪！忠君愛國之心已經成為了詩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陽），想糾正也不可能了。正是這樣的“物性”，當事關國家之時，他不僅能夠這樣要求自己：“濟時敢愛死”（《歲暮》），而且對于朋友他也能說出：“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后者看來更難。所謂“嚴公”就是杜甫落難成都時全身心依靠的頂頭上司嚴武。嚴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為這樣有光輝前程的人物送行，幫忙或幫閑們大約要說盡人間的祝福話語的。我想聰明的今人更會如此。而杜甫本著儒家的“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的精神卻講了這樣不吉利的話，而且講得如此富于激情、擲地有聲！
杜甫的忠君愛國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導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著眼于民眾群體的，當他感到皇帝這個獨特的個體在違反他本應該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時，便把批評的矛頭指向皇帝。杜甫的“忠君”主要就表現在對皇帝的批評諷刺上（這也是原始儒家所主張的為臣之道），杜甫敢于寫作這類作品。孔孟這些儒家的創始者們談到君臣關系時，多是從相對關系著眼的。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說的更情緒化一些，“君之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仇”。強調臣子要絕對忠順是法家。杜甫對“君”的批評的情緒化是不讓于孟子的：“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唐堯真自圣，野老復何知”（《秦州雜詩》）；“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位忙”（《憶昔二首》）：“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遣遇》）！這些詩句在“怨”之外，還有憤怒，然而它與忠君愛國之心并不矛盾。
（2）仁愛精神　　
杜詩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其中所體現的仁愛精神，杜甫的仁愛滲透其作品的各個方面，而且表達得十分完美，能給讀者以長久的感動。給讀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愛精神應該說是始發于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動人。無論是“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詠懷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懷的惦念；還是“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月夜》）對團圓的期待，讀者都可以從中體會詩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順境少，特別是四十歲以后，窮困、衰病、奔走、逃難，接踵而至，幾乎沒有過幾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楊夫人在饑寒交迫中擔負起撫育兒女的重擔：“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遣興》）；晚年又時刻關心著疾病纏身的丈夫：“老妻憂坐痹，幼女問頭風”（《遣悶奉呈嚴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沒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客夜》）。杜甫筆下的妻子是那么可親可近、可愛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獻精神，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種功利的考慮，更不是令人產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賓”，而是表達了杜甫對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竿”（《江村》），從這樣的詩句中，讀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處稍稍穩定、生活又有些興味時的喜悅之情。讀者從中感受到的是詩人對妻子的愛。然而杜甫的仁愛精神絕不僅限于此，他還將對妻子的愛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與己無關但和自己有同樣命運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著儒家所倡導的仁愛精神處理與偶然相逢的人們的關系的。晚年，他逃避戰亂、漂泊湖湘，深感“亂世少恩惠”（《宿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解憂》），并沒有因為個人的苦難而減少對他人的同情。
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忘“愛人”之心，并付諸實踐，這是很難的。讀杜詩會感到最難得的是，杜甫時時刻刻關注著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寬廣的心胸去溫暖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難的時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間。此時，正如他所寫的“歲拾橡栗隨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縣作歌七首》），過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這個時期寫的二十首紀行詩中處處可見詩人對其他不幸者的關懷。在路過絕險之地石龕時是“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就在這種環境下，他看到在山巒高處的伐竹者：“伐竹者誰子，悲歌上云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石龕》），杜甫把他們的悲歌傳達給千百斯年之后的讀者。詩人在過嘉陵江經水會渡時，船夫的勇敢和撐船的技術的高超引起他贊嘆：“篙師暗理楫，歌嘯輕波瀾。”但此時他也關切著他們的艱辛：“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水會渡》）這種精神貫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許多人當自己處于不幸時，變得誰都恨，仿佛整個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報復（其中最極端的就是發生在四、五年前一個留美學生盧某的在校園開槍殺人事件）。杜甫為人正與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難時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再如杜甫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在實踐家看來這種“空論”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說“如果那么多的‘廣廈’真正象蘑菇那樣在一夜之間涌現了，詩人豈不早就住了進去，哪里會凍死呢？”（《李白與杜甫》）這種批評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長，他要表現的也不是一種許諾及其實現，而是在困難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說這種想法可能很多人都會有。是啊，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來的億萬人都有這種想法，但是有誰把它表現了出來了呢？正因為這種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詩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體驗與共鳴、才能感動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們關注的善念——仁愛精神用充滿感情的詩句揭示出來、把它固化下來，并傳達后世的讀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靈魂得到升華，這是詩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義之所在。因此，杜甫的偉大和杜詩的震撼的力量不單純在于他對世上苦難的揭露和對苦難制造者的抨擊；更在于他歌頌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滿懷善意地描寫它，希望它能發揚光大。
這種仁愛精神使得他與鄰里鄉人多能和睦相處。《又呈吳郎》是一首寫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詩。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杜甫對那位“無兒無食”的老婦人的同情和關愛。而且詩中所表達的不僅是一般的恤老憐貧，更感人的是杜甫對老婦人格的尊重：“不為窮困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這樣深刻的理解。我們從杜詩中還看到，無論住到哪里，鄰人對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這里鄰人簡直與鄉黨宗親差不多了。中國古代社會基層關系是由宗法家族構成的。杜甫后半生沒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鄰里視作宗法親族，建立了親密的關系，對他們傾注了愛，所以我們才能看到鄰人父老對杜甫的熱忱。
杜甫憂國憂民的思想與他生活的時代和自身曲折的經歷，以及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杜甫生活和創作的時代正是唐王朝由極盛走向衰落的轉變時期，他在困居長安的十年中，由于失意和貧困，以深深感受到唐王朝的腐朽及其危機，并在不少詩中反映了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安史之亂之后，由于他一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寫下了不少反映當時現實的詩篇，無不流露出其憂國憂民的思想。
參考書目：
《李杜詩學》　楊義　北京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2版
《杜甫詩選注》　蕭滌非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唐詩二十講》　張愛華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1版
《唐詩名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年9月第1版
《新選千家詩》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年8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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