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接受者在《三國演義》文本及影視作品演繹中所起的作用 接受美學認為,文學史并不是傳統的“文學事實”的簡單羅列,而是接受者能動接受文本的消費史。橫向的,同時代的不同讀者有不同的閱讀經驗、生命體驗;縱向的,不同時代的讀者有不同的時代環境、歷史背景、不同的關照事物的方式。橫向的讀者和縱向的讀者在對同一部文本進行闡釋時,必然會出現各種不同的結果,而這些結果就形成接受美學所說的新的文學史上的一個個鏈條。每一部經典著作都歷經時間的考驗,同時代的不同讀者和不同時代的不同讀者對文本都有各自的接受程度和闡釋結果,不僅作品本身的精神內涵得到持續不斷的開發和挖掘,同時作品可能不斷被龐大的接受者群體賦予新的內容和意義,本文就以《三國演義》為例來探討一下接受者在文學作品及其相關影視作品演繹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文學作品的接受群體分為隱性的接受群體和顯性的接受群體,所謂隱性的接受群體就是指普通讀者,他們在閱讀文本之后不對文本做任何評論,或者沒有把評論的內容公之于眾,他們的閱讀和闡釋僅是一種個人行為,其對文本的闡發多是不可預料、不可見的,也基本不會對后來的讀者產生影響。而顯性的讀者則多是一些文學評論家,他們的觀點會對普通讀者產生較大影響,引導讀者去接受文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讀者對文本的理解。 一、“尊劉抑曹”思想的轉變 《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明時期,由于受時代的局限和作者本身的生活經歷影響,小說的謀篇布局、行文生筆都帶有明顯的主觀傾向。 由于受時代的局限,作者在創作時不可避免的懷著忠孝節義之心向讀者灌輸正統思想,著意渲染諸葛亮等人之忠,歌頌劉、關、張三人之義,并且不遺余力地展露董卓、曹操、司馬懿等人的不臣之心。同時代的評論家通過對《三國演義》細致的研究,順應作者的想法,將作者的思想展現給讀者,例如庸愚子在其《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就歷陳董卓、曹操、孫權的罪狀,而如是贊揚劉備:“惟昭烈漢室之胄,結義桃園,三顧茅廬,君臣契合,輔成大業,亦理所當然。其最高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星月,古今仰之,而關張之義,尤宜尚也。”[(1) 陳其欣.名家解讀《三國演義》【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105](1)后世的評論家也多沿用此說法,應該說是此說法先在的存在于后世評論家的思想中,成為他們的一種閱讀視域,正如毛宗崗在其《讀三國志法》一文中所說,“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2) 黃霖.韓同文.中國歷代小說論著選(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336](2)此后,“尊劉抑曹”的思想在后世對《三國演義》的解讀中一直處于穩固的地位,甚至成為閱讀《三國演義》的一個基點,這里讀者群體包含了隱性和顯性讀者,也可以說是顯性讀者指引著隱性讀者在“尊劉抑曹”的思想基礎上進行閱讀。 清末到民國,西方科學技術傳入中國的同時,“求真、求實”的科學實證思想也傳入中國,而中國當時的現狀又使一些仁人志士感到保衛正統是迂腐可笑的,同時渴望披荊斬棘之士能勇挑歷史重任,為中國開出一片新天地。讀者因受到歷史潮流的影響,在閱讀《三國演義》時,自己所持有的基準思想也漸漸發生了動搖,甚而萌生與之相背馳的新概念。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首先提出了翻案的理念,想洗刷長久以來附著在曹操身上的篡權、奸詐。而真正形成為曹操翻案的風潮則是在1959年以后,郭沫若先生接連發表“為曹操翻案’’的文章,在原載于《人民日報》的《替曹操翻案》一文中,他從史實的角度論證在幾場重要的戰爭中曹操的參戰目的和戰爭的影響,并且客觀評價曹操為民族的發展和中國文化的發展所作出的貢獻,試圖把曹操的真實面目還原給世人。除此之外,翦伯贊的《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李希凡的《<三國演義>和為曹操翻案》、等都是從歷史真實的維度來行文的,希望讀者能夠認識到曹操的功績。這些顯性讀者的闡釋發生的巨大轉變,在無形中影響到隱性讀者群體,人們在閱讀《三國演義》的時候,越來越不注重“尊劉抑曹”的思想,也有越來越多的讀者對曹操功績給予認可,對其語言、人物形象進行研究的時候也逐漸遠離過分貶抑的評價,開始出現比較中肯的評價。 83版電視劇《三國演義》中對內容及思想性的闡發已經見出端倪,該版的《三國演義》在尊重原著的基礎上,對“尊劉抑曹”思想已經有所抑制,劉、關、張及諸葛亮依然是電視劇歌頌的重點,但在情節的設置上,人物的刻畫上,已經使曹操完全脫離董卓之流,成為亦正亦邪的一位梟雄。而熱播的知識類節目《百家講壇》之《易中天品三國》又一次在隱性讀者中引發了品讀《三國演義》的熱潮,而讀者顯然深受易中天據史求證思想的影響,《三國志》成為閱讀《三國演義》的必備書籍。易中天對曹操歷史功績的肯定及對“亂世之奸雄”的闡釋使很多隱性讀者逐漸擺脫“尊劉抑曹”的思想。而讀者思想的轉變無疑促成《三國演義》效果史的轉變。在高希希導演的新版《三國演義》中,曹操人物形象發生極大地逆轉,一躍成為慷慨豪爽、有勇有謀、重情重義的英雄豪杰之士,這無疑是為迎合受眾口味而對《三國演義》承載的思想進行的新的開掘和演繹。 二、貂蟬人物形象的演變 貂蟬這個人物到底在歷史上有沒有,史學家和文學家眾說紛紜,沒有定論。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把貂蟬的身世作了如下安排:“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后園,立于荼靡架側,仰天垂淚。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步窺之,乃府中歌妓貂蟬也。其女自幼選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親女待之。”[(3) 羅貫中.毛宗崗.全圖繡像三國演義(上.中、下)【M】.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70](3)作為男人戲中為數不多的幾個女性之一,早期評論家就注意到了這個人物,由于受當時時代觀念的局限,讀者群體著重闡發的都是貂蟬巧為美人計、離間計,為天下除去惡賊董卓的義舉。如,毛氏父子點評這一回時,在眉批中如是說道:“十八路諸侯,不能殺董卓,而一貂蟬足以殺之。劉、關、張三人不能勝呂布,而貂蟬一女子能勝之。以衽席為戰場,以脂粉為甲胄,以盼睞為戈矛,以顰笑為弓矢,以甘言卑詞為運奇設伏,女將軍真可畏哉!當為之語日:‘司徒妙計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4) 羅貫中.毛宗崗.全圖繡像三國演義(上、中、下)【M】.內蒙古: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68](4)李漁在閱讀這一回時,如是評點:“奇。又奇。更奇。讀至此而不落淚者,其人必不忠。”[(5) 李漁.李漁批閱三國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82
參考書目: 1、姚斯,(美)R.C.霍拉勃.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 沈陽:遼寧 人民出版社,1987 2、王岳川(主編).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3、三國演義-(共兩冊) 【名稱 】三國演義-(共兩冊) 【ISBN 】978-7-02-005155-7 【出版時間】1973-12-1 【作者 】羅貫中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5)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評論家都是著重于對貂蟬道德層面的頌揚。 83版《三國演義》在刻畫貂蟬人物時也是著重表現了貂蟬在引誘董卓呂布、離間董卓呂布中的機智、美麗和勇敢。而董卓被殺后,貂蟬也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其后幾乎沒有任何戲份。這是當時的時代限制下讀者群體所能關注到的貂蟬。 新版《三國演義》則對貂蟬這個人物做了全新的演繹。在多元文化氛圍下,接受者更注重影視作品的娛樂性,新版《三國演義》之所以對貂蟬人物形象的挖掘固然有追求收視率,迎合觀眾口味的原因,但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接受者對文本的能動接受。接受者在閱讀文學文本的時候,對政治層面的開掘已經越來越少,而往往集中于感情的挖掘,真性情成為人們的關注點。而女性意識的覺醒使接受者已經不愿意把貂蟬僅僅當作一枚政治的棋子來看待,讀者希望能看到貂蟬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在與呂布的情感糾葛中的內心世界,希望能深入探究貂蟬作為一個亂世弱女子的愛恨情仇,而不僅僅是一個勇于犧牲,忠君忠主的巾幗英雄。也正因為此,新版《三國演義》設置了貂蟬和呂布的愛情情節,貂蟬在訣別呂布時的真情流露感動了無數觀眾,這也正是說明該電視劇符合了讀者的期待視野。 結語 《三國演義》從誕生流傳至今,其內容和人物形象意義上的演變不是“尊劉抑曹”思想在流傳中所發生的變化和貂蟬人物形象認知變化就能說得清的,筆者在這里只是以此為例來管窺接受者群體在文學名著的演變過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相同的文本,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讀者都會闡釋出不同的文本效果,文學的接受過程是能動的,沒有讀者的文本就是一張單調的樂譜,只有讀者的參與才能變成美妙的音樂,而不同的讀者必然能賦予樂譜不同氣質的音樂。任何作者都應承認和重視讀者的重要地位,因為作者應該相信,經過讀者的能動接受,作品的效果史才會顯得瑰麗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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