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說閱讀中對傳統文化思想的反思

明清小說閱讀中對傳統文化思想的反思

明清小說中傳統思想的積極因素

1、關懷生命、注重生命的終極關懷
    明清小說閱讀中傳統文化思想最特出的體現在，關懷生命，注重生命的終極關懷。一部《紅樓夢》為什么自從有了抄本就產生“紅學”概念，至今仍經久不衰、走向世界？最根本的一點就是《紅樓夢》關懷生命，注重生命終極關懷，這正是最能震撼人心之處。高鶚續書完成悲劇結尾，魯迅認為“破敗死亡相繼”。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體現了坐下和初步的明主思想的萌芽：尊重人的價值，放任自己的個性，注重終極關懷，“金釧之死”可為佐證：第三十二回寫“訴肺腑心迷活寶玉，含恥辱情烈死金釧”中寫金釧兒的死，第三十三回寫“寶玉挨打”實際上也是因“金釧之死”的原故；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寫到黛玉去勸寶玉，“你可都改了罷！”寶玉說：“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三十五回“白玉釧親嘗蓮葉羹”便寫寶玉如何寵愛金釧的妹妹玉釧，以表達自己的歉疚自責，第三十六回寫王夫人將金釧那份月例錢給了玉釧。至此，小說沒有直接寫金釧死后寶玉如何傷心，但寶玉卻念念不忘、耿耿于懷，或討好玉釧；第四十三回表面上寫眾人為鳳姐做生日，實際上還是在寫“金釧之死”（因為金釧的生日和鳳姐同日）；表面上好像在寫賈母、鳳姐“攥金取樂”，實際上在寫寶玉“撮土焚香”；壽筵未設，寶玉先著素衣；豪宴未散，玉釧暗中拭淚。一大早，寶玉就帶著小廝焙茗離開賈府，躲開鳳姐熱鬧的壽筵，直奔郊外水仙庵。整整十幾回書里，寶玉時時刻刻都在惦記著那位不幸的、死去的丫環；或明寫、或暗筆，無不與“金釧之死”相關應。由此可見，《紅樓夢》作者所關注的中心問題并不是“寶黛愛情”，也不是“家族興衰”，更不僅僅宣揚“色”、“空”思想；而是在這一系列情節展開中，流露出隱藏得很深的作者傾向，注重生命的終極關懷。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初，人們看好沈從文小說，據說法國掀起“沈從文熱”，沈從文小說成了碩士研究生研究的問題，當時國外甚至有人要為沈從文申請諾貝爾文學獎金，正是因為沈的小說中流露出對生命的終極關懷的傾向打動著讀者們的心弦。老舍先生的小說為什么會越來越多的國際友人所著重？還不是因為老舍先生的小說中流露了那種跨越國界，不受膚色、語言影響所表現出的共同思想-----對生命的關懷傾向。
    2， 顛覆了“男人遠離女性”的性別角色要求
    儒家文化觀念下的理想男人應該是：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賈寶玉是被其所屬家庭寄予厚望的一個人物，賈政等人對寶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舉業”，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賈寶玉一生鄙棄功名利祿，最恨所謂“仕途經濟”。這種“不思進取”，是與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對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在賈寶玉那里，與功名相對的，是“風月詩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樂。第五回寫寶玉跟著秦氏找午睡之處，先進上房，見掛著一幅畫和一副對聯，畫為《燃藜圖》，畫的是劉向勤學苦讀，而對聯為“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寶玉忙說：“快出去，快出去！”對功名厭惡到這種地步。誰若勸他走經濟之途，他就斥之為“混帳話”，亦可見其性情。
       男人本應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賈寶玉卻偏對女孩子們做的事情感興趣。這或許出于他的性別平等意識。傳統男性社會性別角色中的重要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權主義，是高高凌駕于女人之上 的那份“權威”。在賈寶玉生活的時代，男人是社會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輕視與奴役的。寶玉具有男人解放主義所要求的對女人的尊重，他曾說：“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于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沫而已。”他甚至認為“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世界如鮑魚之市，女人世界則若芝蘭之室。他與女性交往的平等觀，以及對女性的愛護，通過許多細節表現出來。第二十一回，寶玉用湘云洗過臉的水洗臉，這絕對是傳統的“大男人”形象所不容的。對于社會地位低下的女性，寶玉同樣沒有身為男性或“主子”便高人一等的概念，如晴雯愛吃豆腐皮的包子，他便特意給她留出來，還在天冷時為晴雯捂手；又如第二十回中，寶玉替麝月篦頭；再如芳兒梳頭，寶玉“忙命他改妝，又命將周圍的短發剃了去，露出碧青頭皮來”。這些細節都可見到他關愛女性的細膩之處。
二、明清小說中傳統文化思想的消極因素
   1、男尊女卑思想
 細讀明清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無法擺脫男尊女卑思想的影響。如《水滸》一書中三位女英雄雖在水泊梁山占有一席之地，但卻無法不受制于男人們。首先，從扈三娘的個人境遇來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扈三娘，扈太公之女，祝彪之未婚妻。水泊梁山攻打祝家莊，祝扈李三家聯盟抗敵。扈方以一丈青為首，揮刀躍馬，馳騁戰場，直撲宋江，生擒王英，勇猛無比。扈三娘不僅武藝高超，而且還擁有海棠花似的美貌，她的未婚夫祝彪也英俊瀟灑，武藝高強，可稱得上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可是三莊被攻破后，祝彪被殺，扈三娘被擒，一屈為宋太公之女，再屈為身材矮小、丑陋好色的王英之妻，低首伏心，了無一語，與前面英勇的扈三娘判若兩人，在自己人生的大事上，她木然處之，任由命運擺布，其話語權根本失語，我們聽不到她心底的任何聲音，缺少人性的流露。出現這樣的結局，究其根本原因還在于作者落后的婦女觀：扈三娘無家可歸，而宋太公是義父，宋江就是義兄，依照“三從四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倫理，宋江便義氣地將扈三娘許配給了王英。扈三娘成了宋江實現承諾的一個籌碼，喪失了獨立的人格，是一個被弱化的、沒有個性的人。扈三娘的悲劇表明：即使她再高貴、英勇，即使她可以將須眉打下馬來，但卻沖不破男性強權的壓迫和禁錮。       
  2、“善殺人者即英雄”思想
 元末明初的“四大奇書”中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盡管主題雜，但人們在評價其歷史進步作用時，很容易滲透自己被卷進去的作者的部分主管傾向；談三國言稱“忠”、“奸”，以忠、奸劃線；評《水滸傳》贊好漢，愛屋及烏，好人皆好。這種偏離小說文本的主觀分析，不能冷靜地作出客觀的判斷，而是欣賞朝代更替中的征站殺伐，歌頌戰神、死神，歌頌魔鬼與地獄。“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一旦貴為王侯，他們的行為就被涂上了“正義”色彩，披上“正統”的外衣；關羽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將，替曹操斬顏良、文丑都演繹成英雄壯舉，至今未能改觀。不管是“擁劉反曹”；“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宮闕萬間都做了土”，充分揭示了戰爭對生命尊嚴價值的漠視與踐踏；諸葛亮的幾把火也燒出了他對無辜生命殘酷虐殺的猙獰面目。不一而足，三國演義所展示出的是一幕幕戰爭慘劇，而不是展示對生命的終極關懷，這樣的小說怎么可能走向世界，受到全人類的歡迎？
 反思《水滸傳》這部英雄傳奇小說，人物個性化的塑造是很成功的，創造了典型中的典型人物，寫出了人物性格的演變史，但同樣也暴露出嚴重的缺陷和不足：英雄們打家劫寨不全是為了殺富濟貧，有的是為了替朋友報仇，有的是為了撈一點浪吃浪喝的酒錢，殺人越貨在全書中比比皆是，說白了作者是打著“替天行道”的幌子為一群流氓無產者作傳，為痞子作傳；此書指所以膾炙人口，恐怕也與文人愛寫流氓，百姓愛讀描寫流氓的作品有關；這反映了一種深刻的民族文化的心理傳統；北京王朔的作品現在不也是在受歡迎嗎？尋根溯源，為流氓作傳，最早大概見于《史記。游俠列傳》。在水滸英雄業績受到贊賞的同時，很少有人去關注無辜的冤魂。一部《水滸傳》，究竟有多少不明不白的被殺的百姓？“水泊梁山”對百姓而言，是禍是福？殺戳是《水滸傳》中常見的場面。黑旋風李逵是作品中寫得最生動最惹人的人物之一，“江洲劫法場”一節，大肆渲染李逵殺人：“火雜雜地輪著大斧，只顧砍人”“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顛翻的，不計其數。”“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百姓撞著的，都被他翻筋頭，都砍下江里去。晁蓋便挺樸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李逵絕對是個心理變態的連環殺手，他肆無忌憚剝奪別人生命，鮮血染紅了他的眼睛，他意識不到，誰也沒有權利認為自己的生命比別人的生命更高貴，更加生存的價值。行者武松何賞不是如此，“血濺鴛鴦樓”，連殺十九條人命，殺張都監，蔣門神，報仇血恨可以理解，但其他那些無辜者：兒童、女眷、馬夫、丫環、廚師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是不可理喻的。《容與堂本》眉批：“只合殺三個正身，其余都是多余的。”而武松此時知道：“我方才心滿意足。”夠了，夠了！這些血腥腥的殺人場面，不忍卒讀，這里沒有對生命的終極關懷，有的是不該出手偏出手。俗話說：“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我卻認為作為明代四大奇書的《三國志演義》、《水滸》大可不必提供給現代的青少年閱讀，對這兩部書中所承載的傳統的文化因子的消極成份，有必要進行反思。 
參考文獻：1.《紅樓夢》第三十二回 237頁；第三十三回 243頁；第三十四回 248頁；第三十五回256頁；第三十六回265頁。岳麓書社社出版。1995年7月。
          2.《水滸傳》第二十六回 194頁；第五十二回 3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北京。
 3.《三國演義》第二十七回 13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