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漢初年漢與匈奴和親的影響

論西漢初年漢與匈奴和親的影響

摘  要：和親政策是西漢初年漢王室在軍事上無力與匈奴相抗衡，為求安定而采取的一種妥協政策，它對西漢與匈奴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關鍵詞：西漢；匈奴；和親；影響

關于西漢初年和親政策的影響，中國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并不多。施偉慶在《關于西漢政府與匈奴和親的若干問題》[1]一文中西漢前期和親的原因與得失，僅僅提到部分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影響，對文化方面所提甚少，而對匈奴的影響幾乎未提；王柏靈所編的《匈奴史話》[2]一書中對其所提也不多；林幹編寫的《匈奴史》[3]，內蒙古自治區蒙古語言文學歷史研究所和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共同編寫的《中國古代北方各族簡史》[4]中僅僅提到了匈奴與中原的關系；陳序經編寫的《匈奴史稿》[5]也只描述了兩漢對匈奴文化的影響。

西漢初年是指從劉邦建立漢朝至漢武帝即位初，這一段時間是漢朝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注重恢復和發展生產的階段，也是漢朝與匈奴和親的第一個階段。那么，什么是和親呢？和親是指兩個民族或同一種族的兩個政權的首領之間出于“為我所用”的目的所進行的聯姻。盡管雙方和親的最初動機不一致，但總的來說，都是為了避戰言和，保持長久的友好[6]。

公元前206年，劉邦率軍攻占咸陽。公元前202年，楚漢戰爭結束，劉邦稱帝建立漢朝，史稱西漢。匈奴在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之際又占領了公元前214年蒙恬收復的“河南地”，即河套以南的土地。西漢建立初年，匈奴進攻韓王信的治所馬邑城。韓王信投降，并與匈奴聯合進攻太原。漢高祖劉邦大怒，由于軍隊未集結完，就率騎兵先行出發，結果后續步兵未及時趕到，劉邦被圍。困在平城白登七日，最后采用陳平之計，賄匈奴閼氏。冒頓單于聽信閼氏之言，撤開圍攻軍隊一角，高祖劉邦才得以逃離。當時西漢剛經歷戰亂，經濟凋敝，人口減少，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冒頓單于有軍隊四十萬人，多為騎兵，而高祖有軍隊三十二萬，多為步兵，于是劉邦采用了劉敬的和親政策。劉敬認為“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后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子為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而漸臣也。[7]”這就是和親的目的。那么，從西漢建立到西漢末年共有多少位和親公主呢？統計如下表：

時間 皇帝 女方姓名 女方身份 男方身份 備注

公元前200年 漢高祖劉邦 無名氏 漢宗室長女 匈奴冒頓單于 魯元公主的替身

公元前192年 漢惠帝劉盈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冒頓單于

公元前176年 漢文帝劉恒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冒頓單于

公元前174年 漢文帝劉恒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老上單于

公元前162年 漢文帝劉恒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老上單于

公元前160年 漢文帝劉恒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軍臣單于

公元前156年 漢景帝劉啟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軍臣單于

公元前152年 漢景帝劉啟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軍臣單于

公元前152年 漢景帝劉啟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軍臣單于

公元前140年 漢武帝劉徹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軍臣單于

公元前108年 漢武帝劉徹 劉細君 江都王劉建女 烏孫國王 江都公主嫁兩代兩任國王

公元前103年 漢武帝劉徹 劉解憂 楚王劉戊孫女 烏孫國王 楚公主共嫁兩代三任國王

公元前66年 漢宣帝劉詢 無名氏 西漢宮女 鄯善國王

公元前60年 漢宣帝劉詢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單于

公元前60年 漢宣帝劉詢 無名氏 漢宗室女 匈奴單于

公元前33年 漢元帝劉奭 王  嬙 西漢宮女 匈奴單于 王昭君嫁兩代兩任單于

上述的和親公主中除三位不是與匈奴和親外，其余都是。為什么漢與匈奴和親能持續下去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高祖使劉敬往匈奴結和親之約初期，即以公主嫁給單于為閼氏，一次贈給匈奴千金，另外每年奉送一定數量的絮、繒、酒、米、食物；第二，漢朝準許兩族人民交易，進行互市，這在劉敬往結匈奴和親之約后便實行了。當時通過關市，匈奴從漢族地區換得了不少物品和金屬器具，特別是銅；第三，漢與匈奴結為兄弟，相約以長城為界，北面“引弓之區”是匈奴的游牧地帶，歸單于管理，南面“冠帶之室”是漢族耕織的領域，由漢王朝統治。由于這些和親事項能夠同時滿足漢王朝和匈奴的需要，才使漢與匈奴和親能持續下去。另外，和親對漢匈兩國產生的不同影響，也是它能夠持續下去的原因之一。

一、和親對西漢的影響

西漢初年的和親政策是一種消極的政策，是一種變相貢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種妥協。顯然，這不符合漢族上下階層的意愿，但是它卻為漢武帝最終擊敗匈奴，弘揚大漢國威奠定了一定基礎。這主要體現在和親政策對漢王朝的影響之中，其影響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治上，西漢初年的和親維護了漢王朝的統治，有效地減緩了匈奴的進攻。盡管匈奴經常進攻西漢邊疆地區，“后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古以東”[8]，但始終沒有入侵到漢王朝內部，兩國之間也沒有發生大的戰爭。平城戰役表明與匈奴的力量對比漢朝處于劣勢，尚且無力有效抵御匈奴的進攻。和親政策是漢朝初年對待匈奴的基本政策，說明這一政策對穩固邊防也有一定作用。正是由于這種作用，漢高祖劉邦才能平定異姓諸王的叛亂。“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舊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9]這也為漢景帝平定“同姓諸王”的“七國之亂”提供了條件，文景之治使中原地方割據勢力和奴隸主商人的復辟勢力都遭到極大打擊，中央集權已大大鞏固和加強。這不能不說是和親政策為其提供了安定的環境。     

(二)經濟上，雖然漢朝經常要向匈奴繳納聘禮和貢物，會加重人民負擔，但與之相關的互市等活動的頻繁，又豐富了中原地區的經濟，例如匈奴的畜牧經濟中養馬技術和養馬業等傳入漢朝，這就為漢武帝攻打匈奴創建強大的騎兵提供了條件，功不可沒。西漢的和親政策抵擋了游牧經濟的進攻，保衛了農業經濟。

從高祖（公元前206年）至武帝即位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凡六十六年，至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決戰反擊匈奴凡七十九年，在短暫的和親環境下，漢王朝充分利用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輕徭薄役，與民休息，發展生產，擴充軍備，為抗擊匈奴積蓄力量。接受賈誼“數上書陳政事”[10]，晁錯“上言兵事”[11]的建議，積極“募民徙塞下” [12],推動了邊疆地區經濟的發展。景帝時修“馬復令”，防患于未然；武帝時，國家富庶，已有能力反擊匈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之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馀財，京師之財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集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13]

(三)文化上，不但加強了民族交流而且促進了漢王朝文化的繁榮。漢王朝實行大規模屯田戍守、徙民實邊的政策，豐富了漢邊疆地區的文化，改變了邊疆地區的地貌，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和親過程又加強了漢匈兩個民族之間的交流，必然地促成平民之間婚姻的增多，從而促進了漢匈兩個民族之間的血緣融合。西漢初年的和親政策消除了民族之間的隔閡，增強了漢族同匈奴之間的凝聚力。從中原王朝受匈奴文化的影響看，在漢代的石刻藝術上，可以發現許多受匈奴游牧生活題材和風格影響的石刻，如陜西平縣茂陵附近的霍去病墓前就有匈奴的巨型石刻，由于漢王朝極力推行和親政策，也使漢朝處于被動地位。匈奴時戰時和，漢王朝為鞏固邊防，不得不在邊防駐兵，匈奴善于騎馬射箭，漢軍為適應這種戰場需要，也要棄戰車，習騎射；為避免短兵相接的過大傷亡，必須改革戰甲，故而出現鐵制鎧甲。孔融《肉刑論》云：“古圣作犀兕鎧。今有盆領鐵鎧，絕圣人其遠矣。”[14]當引以為據，護甲由甲片編綴而成，從上套下,再用帶或鉤鉤住，里面襯戰袍，為低級將領和普通兵服。源于古波斯的珠圈怪獸紋、西域常用的葡萄和鬈發高鼻的少數民族人物形象被大量應用于漢王朝服裝面料上，這些圖案記錄了漢匈民族交往的碩果。

(四)和親公主對漢匈關系也產生了影響。有一些公主塑造了民族友好使者的形象，如漢元帝時代的王昭君。也有一些公主并不是自愿的，如細君公主。但是他們都能犧牲自己的幸福，為漢王朝的繁榮做出貢獻。他們嫁到匈奴后，就必須“從胡俗”，即她們的生活方式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和親公主住大帳，吃肉，喝奶，并且她們還得接受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15]的風俗。歷史上著名的王昭君就曾向漢王朝皇帝請求取消這種不合理的、有悖于漢文化的傳統，然而得到的回復是“從其俗”。這些風俗對于受封建思想影響的“和親使者”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但是“入鄉隨俗”她們不得不接受，她們還教育子女來建立兩國之間的和平，實在難能可貴。                                               

雖然由于匈奴奴隸主的擴張政策未變使和親最終沒有達到目的，但是仍然暫時緩和了民族矛盾，求得了邊境上的相對安定，客觀上有利于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也促進了兩族經濟文化的交流。

 

二、和親對匈奴的影響

秦漢時“氣候確實發生相當顯著的變遷，大約在兩漢之際，經歷了由暖而寒的歷史轉變 [16]”，所以秦、西漢應較之于東漢顯得溫暖。據李并成研究，“河西走廊歷史上氣候濕潤期與寒冷期、干旱期與溫暖期有較好的對應性”[17]。故秦、西漢時氣候變得干旱，這種既溫暖又干旱的氣候會引起生態脆弱地區的植被帶發生變化。西漢初匈奴經濟的游牧區主要分布在長城以北、以西生態環境脆弱的草原及少數綠洲腹地，這些地區易受不穩定惡劣氣候影響，嚴重時會出現自然災害。但是秦，西漢時氣候在長期溫暖下變的干旱，大氣降水稀少，這對長城以南，生產力水平較高，以灌溉和牛耕為主的農業區影響不大，而這對本就降水稀少的匈奴畜牧區是致命的打擊，在所處自然環境不穩定的情況下，水草貧乏，糧秣和飼草不能滿足正常需要，氏族成員的基本生活無法保障，再加上他們對農耕區糧食，布帛，鐵器的需要，南下與西漢王朝發生沖突就成為必然，強則擄掠而去，弱則內遷歸附。所以在此氣候變化背景下，匈奴進攻西漢王朝就是為了生存而戰，這才有了劉敬的“和親之計”。

西漢初年，冒頓單于的匈奴帝國國勢達到鼎盛，在其完成空前的擴張征伐后，頻頻侵略漢邊，西漢推行的和親政策對匈奴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一) 西漢初年推行的和親政策是基于漢匈軍事實力提出的，使匈奴在政治上處于主導地位。它只是把漢人勞動生產的財富，通過和親方式，每年大量地送到匈奴奴隸主貴族的庭帳，其后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滋長了匈奴奴隸主的貪欲。由于公主，財物和互市并不能滿足匈奴奴隸主的貪欲，因而漢王朝雖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卻仍不能使北方獲得安寧，漢人的生命財產依然得不到保障，當時的隴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遼東等郡(當今甘肅臨洮、慶陽、陜西榆林、內蒙古托克托、河北懷來、遼寧遼陽一帶)經常遭到騷擾，奴隸主操縱下的匈奴騎兵所到之處，踐踏莊稼，劫奪財產，殺掠吏民，搶奪人口，把大量漢人擄為奴隸，單是云中，遼東兩郡，每年各郡被殺害和擄去的人口就有一萬余人。西漢初年的和親造就了匈奴目空一切，自大驕傲的心態，以致后世對和親議論紛紛，班彪稱“和親無益”，北宋司馬光認為“建信侯（劉敬）之術，固已疏矣”[18]。

冒頓單于在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后，竟致書呂后稱“孤僨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于平野牛馬之城，數至邊境愿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無”[19]。呂后雖勃然大怒，但是由于軍事實力不及匈奴，故繼續推行“和親”政策，于是致書單于，自稱“年老氣衰，發齒墮落，行走失度”[20]，并予以單于“御車兩乘，馬二駟”，由此可見當時匈奴狂妄到何種程度。漢是和親政策的推行者，采取忍讓以達到避免與匈奴作戰的目的，造就了匈奴的大國形象，樹立了匈奴在其他少數民族政權中的威望。漢人通西域之前，匈奴號稱“百蠻之國”。匈奴使者“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21]。匈奴欲戰則戰，欲和則和。史有記載“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類、蕭關，殺北地都尉丹，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22]，“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云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23]盡管匈奴多次入邊，但兩國始終未發生大規模的正面軍事戰爭，這說明和親政策對匈奴還是有一定約束力的。

(二)漢朝的和親公主為匈奴帶去了大量的工匠、奴仆和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工具，還帶去很多禮品如絲綢、錢帛、酒、農作物稻種、農業器具等，這為匈奴的農業發展提供了條件，補充了他們單一脆弱的游牧經濟，促進了北方少數民族由游牧經濟向定居經濟的轉變，縮短了匈奴與漢族之間在生產生活上的差距，使他們逐漸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又從客觀上加速了經濟上的“大一統”。在高祖時就約定漢朝“歲貢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24]。孝文帝時“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25]。

在伊克昭盟杭錦旗桃紅巴拉樹東北阿魯柴登出土的匈奴文物中，斧、刀、鏃等與中原文化中同一類型的遺物很相似，反映了漢匈之間緊密的聯系。匈奴遺物中大量出土的灰色陶器，與中原同類陶器完全一樣，有我國南方的漆木器、竹器、絲織品，甚至有帶漢字的遺物。這說明西漢初年的和親政策中的互市政策作用十分明顯。匈奴人十分重視和漢人的“互市”，以便用他們的牲畜和皮毛與漢人的農產品與手工業品進行交換。匈奴與漢族的交換是頻繁的，而交換的種類和數量也是很多的，其中包括銅器、鐵器、陶器、木器、工具、馬具、黃金、服飾及絲織品等，這就繁榮了匈奴的經濟。《漢書·晁錯傳》載：“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于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26]。匈奴經濟活動除游牧外，農業也有一定發展，但是當時農業并不占主要地位。“游牧部民兼營農業，主要目的還不是也不可能解決人們糧食問題，而是為了解決家畜的糧秣和飼草問題”[27]。這句話從側面反映，匈奴受漢人影響，已開始從事農業生產。盡管規模小，不能解決人們的糧食問題，但它也反映了受和親政策的影響，農牧業分界線在向北推移，補充了匈奴單一的牧獵經濟。

(三)在軍事上，匈奴利用它在和親中的主導地位，積極對西域諸國進行控制。因為漢朝在邊疆上無力北侵匈奴，所以極力推行和親，使匈奴帝國能夠抽出其大部兵力征伐西域各國，從而出現了西域各國只知匈奴不知有漢的情況。說明匈奴帝國的勢力相當大，也反映出這是西漢初年實行和親政策的惡果。漢文帝時“（右賢王）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 [28]。匈奴的強大又反作用于西漢，使其不得不繼續推行和親政策。

(四)和親對匈奴文化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從衣食住方面來看，漢朝自高祖劉邦以后，每年都賜匈奴大量絮繒，文帝給匈奴的信中說：“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至哀帝時，匈奴單于來朝，漢朝賜給的數目更大。“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29]。從賜給衣料來看，說明漢朝給的愈多，匈奴需要的也就愈多，至于互市所交換的、人民所需的數目可能更大，匈奴人也逐漸穿起錦帛了。劉邦曾答應每年給匈奴一定數目的酒、食物。武帝末年，單于要求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說明匈奴人也飲酒。也不時的向漢要糧食，利用漢族的俘虜耕織，他們也逐漸學會了耕種。匈奴以前“毋城郭”，但匈奴有趙信城，傳系趙信所建，漢朝的軍隊打敗匈奴曾到過此處，說明漢初的和親政策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引起匈奴人對漢文化的渴望，吸引他們學習漢文化。

社會風尚方面，《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但是至文帝初年，單于給文帝的信中說：“除前事，復故約，長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其長，老者得安其處”[30]。這說明受到了漢文化中尊老愛幼思想的影響。匈奴單于曾遣子到漢求學，目的是學習漢族文化，體現出他們也仰慕漢文化。匈奴單于的閼氏既然是漢族女子，那么其子女也必然受母親漢族傳統文化的影響。

漢朝太監中行說到達匈奴后，“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31]，說明匈奴依靠漢字來與漢王朝交往，那么匈奴人也或多或少受到漢文化的影響。

西漢初年和親對匈奴的影響非常深遠，有些影響經過很多年才能表現出來，例如文字的使用和匈奴遣子到漢求學。和親政策客觀上加強了兩國的交往，有利于民族融合，是符合歷史潮流的。

三、和親政策的歷史意義

和親對于兩個民族都有多方面的影響，雖然它是漢王朝與匈奴的一種貢納關系，助長了匈奴奴隸主貴族的貪欲，使漢王朝每年將大量的財富輸往匈奴，但是這也為其最后取得反擊匈奴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盡管匈奴時戰時和，然而它也不能阻擋和親政策中“互市”的進行。和親政策影響最為深遠的就是漢匈人民之間的往來日益頻繁，例如，在公元前二世紀中葉，“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32]”這種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符合漢匈人民的利益。到了呼韓邪單于降漢以后，漢對匈奴統治階級的贈物越多，匈奴人對漢文化的愛好就越甚，匈奴貴族不只生前喜愛漢物，就是死后也愿意安睡在漢式的油漆棺槨之內。近年來在我國長城沿線發現了許多城郭，障塞和屯田遺址，在城址附近又發現了許多墓葬，還發現“單于和親”、“單于天降”、“四夷賓服”等瓦當。從這些遺物可以看出漢匈之間從對立狀態發展到和親關系，更發展到逐漸統一，這是符合廣大草原牧民和內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這為我們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我們應把匈奴人看作是我們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應把它置于完全對立的一面看其影響。

西漢初年的和親為以后各朝各代處理民族關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對唐王朝的影響最為重大，如唐王朝與突厥和親、文成公主入藏等。

總之，和親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因此，我們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來客觀的評價它，無論統治者實行時的主觀愿望如何，多數中原王朝同北方民族之間的和親結果都導致了中原政權和北方民族政權之間，漢民族和北方民族之間建立了和平關系，在客觀上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

注釋：

[1]施偉慶.關于西漢政府與匈奴和親的若干問題[J].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85.4.21～29.

[2]王柏靈.匈奴史話[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

[3]林幹.匈奴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4]內蒙古自治區蒙古語言文學歷史研究所，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中國古代北方各族簡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

[5]陳序經.匈奴史稿[M].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

[6]崔明德.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研究二題[J].中國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

[7]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9:2719.

[8][9][15][22][23][25][28][30][31][32]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6:635～643.

[10]班固.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7:162.

[11][12][13]班固.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7:500,162.

[14]華梅.中國服裝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31.

[16]王子今.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察[J],歷史研究1995,(2)3～19.

[17]李并成.河西走廊歷史時期氣候干濕狀況變遷考略[J],西北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6(4)56～61.

[18]王柏靈.匈奴史話[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31.

[19[20][24]班固.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上)[M].北京:中華書局，1962:3817.

[21]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9:3173.

[26]班固.漢書（卷五十）·晁錯傳[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960.

[27]司馬壽.北狄與匈奴[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74.

[29]班固.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2:3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