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振興貧困、落后地區，說起來很動聽

每次出差下鄉，我都看到一些大大的標語：教育興鄉、教育興縣，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對于我這個在小縣城長大的人來說，從小也是接受這樣的教育：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要想改變家鄉落后的面貌，就必須依靠教育，教育要從娃娃抓起。
　　教育沒有改變落后地區的面貌
　　不過，在今天，我感覺，要改變自己命運，要依靠教育是沒錯的，但是要改變家鄉的落后面貌，教育似乎并沒有帶來明顯的變化。至少對我來說，我離開了從小生活的縣城后，我并沒有回到家鄉工作，因此作出多大的貢獻。正如近日《中國青年報》報道，甘肅平涼華亭縣一些本科生，他們寧愿在外做接線員、送快遞和促銷等工作，每月工資在六七百元，有時候甚至3天就換一份工作，也不愿回家來，為家鄉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
　　這里面的道理很值得我們琢磨。教育增加一個國家、民族的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人才是生產要素之一，特別重要，因此，發展教育對于一個國家、民族來說，其重要性無論如何說也不為過，然而，具體到一個貧困、落后的地方卻并不如此。因為，教育是一個要經過漫長的投入而后才能產出的過程，而教育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特殊產品，是人才而不是物，人本身不是權利的對象，而是權利的主體。所以，既然人才不是其生產者的所有物，那么教育生產者就無法束縛其已經生產出來的產品——人才。人才可以自由流動，而不會固定在原來生產其的地方。
　　教育是具有外部性的
　　而人才流動的規律是眾所周知的，都是往報酬高、發展條件好的地方去，所謂“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但是，如果培養出我們的家鄉是貧窮的，是偏遠的，它無法滿足我們得到與我們的知識勞動相匹配的報酬的要求，無法給我們提供發展的機遇，我們就沒有動機回到我們的家鄉。許多父母送孩子上大學后，就希望他們不要再回到這個貧窮的地方。甘肅平涼華亭縣那些出外打工的本科生，也許他們就認為在家鄉還拿不到六七百元，或者他們覺得在大城市能有發展的機會，而在家鄉卻沒有。于是，貧窮的地方發展教育，人才培養出來了，但是人才卻留不下來，最終還是貧窮，富裕的地方不費力氣就能吸引到大量的人才，富裕的地方便更加富裕。
　　我們不否認有一些人在學成以后，會滿懷熱情回鄉投入家鄉建設，但那都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并不能代表大多數人。大多數人還是像我這樣的首先要謀求自己發展后，才可能考慮為家鄉作貢獻的人。如果家鄉可能會埋沒我，我為什么要回到家鄉呢？而實際上，許多回到家鄉的人并非道德高尚，而實實在在是家鄉給他的勞動支付了相對對等的報酬和發展機遇。比如從2001年開始，甘肅平涼平華亭縣就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支持大中專畢業生到股份制企業、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和各類示范園區就業，這才有一些人才逐步回來。一位本科生回到家鄉，就拿到了5000元的安家費，學校還給她配備了一臺一萬元的筆記本電腦用于授課。
　　說到底，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教育是有外部性的，也就是在教育投入的地方，其能給其他地方帶來正效應，而其他地方可以搭便車，而無須支付對價。對于富裕地區來說，由于其在人才培養出來后，有相應的物質條件以及發展機遇能吸引住人才，因此，他們的教育投入與產生成正比；而對于貧困、落后地區來說，他們由于沒有相應的條件吸引住他們產出的人才，因此，他們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他們只是為富裕地區創造效益了。所以，我們看到，一些貧困地區多年來為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才，可是人才很少回到這些地區，于是，教育興鄉、教育興縣，教育改變貧困、落后的局面，成為說起來很動聽的口號！
　　中央的轉移支付是貧困地區的應得收益
　　所以，對于這種會產生“外部效應”的教育地區的投入與產出，作為市場是無法調節的，而貧困、落后的地區本身也是無能為力的。英國經濟學家庇古針對這種外部經濟與不經濟，提出了由政府來“稅收——補貼”的方法，這就是著名的“庇古稅”。在我看來，針對這種市場失靈的教育投入與產出的問題，可以由中央政府來調節，中央政府通過收取了富裕地區因為貧困地區教育投入而產生的外部正效應，而應當支付的稅收，補貼給貧困地區，幫助貧困地區吸引人才進入等等。如此，才不至于讓教育改變貧困、落后的局面，成為說起來很動聽的口號。由此可見，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不僅僅可以從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全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理解，從經濟學上，完全可以理解為貧困地區自己所投入而應當得到的產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