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杜甫的入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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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杜甫的入世思想

[摘要]唐代詩人杜甫，世界文化偉人，對后人產生著極大的影響。詩人終生追求一種人性的高貴與美，追求一種至高至大的人格，而且對自己所追求的終身無悔無改，正是這種執著的積極入世的精神，給后世以極大的影響。
[關鍵詞]積極  入世  理想  現實  磨練

 古往今來，社會活動的個體，不管他是從事文藝工作、科學研究，還是從事經濟、政治或軍事活動，能給歷史以影響的總是極少數。他們大多只在一時一地，只在自己的專業產生過些微影響。有些人或可名噪于當世，死后則寂然無聞，有些人則能以“家”垂名于國別專史，后惠于國人同行，甚至于能跨越國界成為世界文化、世界通史上的偉人。然而唐代大詩人杜甫不僅名噪于當代和后代文學界，而且成了世界通史上的偉人,20世紀被稱為世界文化偉人，為后世所學習和景仰，并對他們產生著極大的影響，究其原因，是由于其時代、家世、經歷、個性形成了最佳結構，但起決定作用的是其執著的儒家理想的主體精神——積極人世。
 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
 杜甫，字子美，出生在一個“奉儒守官”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其十一世祖杜預是四晉時的名將，精通《左傳》，他的文治武功，杜甫常引以為榮，對詩人的思想抱負、政治熱情起著一種楷模和鼓舞作用。故杜甫曾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不墜素業矣”（《進雕賦》）這樣的官僚世家是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的特權的。而且杜甫的家世還有詩歌的家學淵源，其祖父杜審言在唐初五言格律詩的形成上起了一定作用，故杜甫引以為自豪，說“吾祖詩冠古”，“詩是吾家事”。
 詩人自幼好學，而且才思敏捷，“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游》），到十四五歲時已成為被當時文壇老宿深為贊賞的青年詩人：“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十八歲的詩人就自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青年時的杜甫是極為自負的，甚至可以說有點“狂”，“自謂頗挺出，立登要津路。”南北的漫游，既增長了詩人的見聞和知識，更重要的還結識了一大批社會賢達，彼此逾揚，造成聲名。有著“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志的杜甫，他此時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他的求仕作準備，并且他自認為憑自己的才氣，在仕途上求個一官斗職就如探囊取物般簡單。“奉儒守官”的家世，使杜甫不可能離開傳統的入世之道——積極求仕，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欲淳”的政治理想。“致君堯舜上”，就是杜甫以臣的身份輔助國君，使最高統治者成為治國有道的賢明君主；“再使風欲淳”就是在“致君堯舜”的前提下詩人以儒者身份去完成道德教化的使命，使社會風氣變得淳樸美好。任何一個人，包括他的行動和思想，都是與他所處的時代、社會密切相關的，沒有人能脫離他的社會存在。杜甫三十五歲以前，正是唐王朝的鼎盛時期，政通人和，國富民強，杜甫的生活是衣輕裘，騎駿馬，春歌冬獵，清狂快意。這種時代氛圍賦予他一種豁達、自信的氣度，加之天資超異，博覽群書，使他對前途充滿美好的幻想。因此有著“會當凌絕頂”之氣概的杜甫在三十五歲那年便躊躇滿志的奔赴長安，去實現他的致君堯舜的政治理想。正如聞一多所說的：“三十五歲以前，是快意的游覽，他像羽翼初滿的鳳凰，乘著靈風，踏著彩云，往朦朦的長空飛去，他肋下只覺得一股輕松，到處有竹實，有醴泉。”
然而，在長安迎接詩人的卻是冷漠的社會現實：此時的朝政已由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把持，他們排斥異已，嫉賢害能。一心于求仕的杜甫不僅政治抱負得不到施展，而且生活上也開始落拓，開始了窮困潦倒。人的性格雖有相對的穩定性，但隨著社會生活的改變和年齡閱歷的增長，其性格自然也會不斷的發生變化。杜甫雖然也以“事于謁”為恥，但饑寒切膚的冷酷現實使他也不得不違心的向權貴投詩，希望得到他們的吸引，結果仍然是失望。“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是詩人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