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清末洋務運動的思想背影及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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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是晚清統治階級發起的一場旨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革自救運動。洋務派官僚通過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創建了中國首批近代國營企業，創建了中國首支近代海軍，多年來一直被視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開端。長期以來，史學界對洋務運動的評價一直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本人認為，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重大課題。為此，本論文試圖從洋務運動的背景及影響來探尋洋務運動在中國現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洋務運動發生的背景
洋務運動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而西方國家自工業革命后，經濟、軍事、科技都在突飛猛進的發展。而當時的中國在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下，采取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慢慢地與西方拉開了距離，經濟、軍事、科技都遠遠地落后于西方。清朝的統治者還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不把西方強國放在眼里。從1840年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這一點看出，中國實行洋務運動是非常有必要的。
1860年，俄國的亞力山大二世進行了改革，使俄國的政治和經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美國進行了西進運動，發展了美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清王朝的統治者中也不乏一些人，意識到中國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
從19世紀的60年代至90年代，清朝的封建統治者開始與西方侵略者勾結起來，西方侵略者通過控制清政府的內政和外交，逐漸把中國納入其殖民體系當中。而清政府為加固其統治基礎，就不斷的適應外國的要求，使自己的經濟實現買辦化，其特點就是封建性和買辦性。
洋務派面對新的形勢，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最早的現代化思想。19世紀中葉，現代化浪潮已從歐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國的隔絕狀態，將不同的國家和民族連為一體，人類歷史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而在中國，清王朝遇到了開國以來最大的統治危機：太平天國運動如火如荼，蓬勃發展；英、法聯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憑借洋槍洋炮打敗了“天朝”軍隊。日趨衰落的清王朝猶如一座將傾的大廈，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政治統治的危機，促使統治集團發生了分化，出現了新的組合――洋務派。他們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提出了應變的思想，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最早揭示這一思想核心的是馮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可以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來，洋務運動最重要的領導者李鴻章曾多次闡述過相同的觀點，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國藩書、1864年春在致總理衙門書和1865年9月在《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中，都反復強調了用外國長技來維護中國的“文物制度”的主張。另外，洋務知識分子如王韜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闡述過類似的觀點。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務官僚張之洞發表《勸學篇》，才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加以理論概括和系統闡發。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運動期間，“中體西用”的思想成為洋務派的理論綱領。
二、洋務運動的影響
洋務運動是在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必然代替封建主義的歷史條件下興起的；是在變落后為先進，變封建主義為資本主義，變貧弱為富強的變革思潮中發生和發展的。洋務運動的歷史價值，主要在于它順應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是以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創辦和發展近代工商業、新式海陸軍為中心，并相應地進行新式文化教育事業建設以達到“自強”、“求富”，來挽救清王朝的統治。由于人民起義被鎮壓，俄國、日本等國加強武裝侵略，國內階級矛盾相對緩和，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洋務方針隨之有所改善，即由制內為主而變為御外侮為主，大辦新式海軍，在經濟方面由辦軍事工業為主變為辦民用工業為主。洋務派提出的“自強”、“求富”口號始終是以物質和制度文化的局部變革作為走入近代化的原動力。
洋務派興辦近代工業初時是把“平中國”和“敵外國”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國內階級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統治者處在“內憂”與“外患”頻仍之時，洋務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強，共同鎮壓人民，才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所以洋務運動實踐的結果必然否定了“敵外國”。如果說洋務運動是一場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著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這一點在所有列強都愿意支持辦洋務的事實上得到證明。李鴻章說淮軍遇到“內地賊匪”，自信能取勝，遇到外國進攻，“勝負即不可知”。洋務大員丁日昌說，他的船炮“可以靖內匪，不能御外侮”。洋務運動進行了30年，并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卻在“自強”“求富”的口號下，養肥了我國第一代軍閥集團。
　　洋務派主觀上并不希望中國出現資本主義，甚至在其創辦民用工業之時，一再表示不允許私人創辦同類企業，對資本主義的產生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但由于洋務派在中國封建制度下，引進了同封建生產關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產力——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必然在客觀上加速了封建生產關系的瓦解，從而刺激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這是不以洋務派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洋務派辦民用工業，為了解決資金問題，采取“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方式，吸收私人資本。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素。從70年代開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資于近代民用工業，終于使中國有了一點先進的生產能力，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也就促進了資產階級的出現和無產階級隊伍的擴大。
此外，洋務派同頑固派的論爭及其對頑固派的不徹底的批判，多少動搖了恪守祖訓的傳統及綱常名教的絕對權威地位，對于學習西方，開了好的風氣。又由于洋務派組織翻譯了不少外國科技書籍，派遣不同年齡和資歷的留學生，因而培養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紹西方社會科學知識，對于促進民主思想的傳播，也起到開一代風氣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礎上，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從洋務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然而應當指出，洋務派主張“中體西用”，“實已是一革命性的態度”。從理論上看，他們以這種思想模式將西學內容合法化，將指向現代的世俗價值目標引進傳統框架內，肯定西學所指向的世俗價值，肯定其具有傳統倫理價值所不能替代的實際功用。這就等于承認中學還有所不足，還有待于西學補充，西學確有超越于中學的地方，從而動搖了“禮義至上”的傳統倫理價值觀的絕對、唯一的權威地位。這是鴉片戰爭后中國思想界的一大進步。從實踐上看，這一思想不再像經世派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那樣停留在書本上和口頭上，而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有效的影響，它具有沖破傳統思想的禁錮，開闊人們視野，引導人們追求新知的積極作用。即以當時設立的學堂而論，盡管每所學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學生幾乎都強調“以義理為體，以格致為用”，但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實際上是以西學為主的。有的只是規定“仍兼講中學”：有的只是說“漢文經學，原當始終不已”，并不列為正式課程；有的只是要求學生在“閑暇”時閱讀一些史鑒之類的書。當發現某些學生偏重中學、荒廢西學時，還認為是背離了設立學堂的宗旨而著力加以整頓。毫無疑問，“中體西用”思想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化理論，它使中國人邁出了由“傳統人”向“現代人”轉變的腳步。
洋務民用工業的興辦，部分地抵制了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如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使“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盡占”，三年多時間，外輪損失一千三百多萬兩，美國旗昌行因不堪賠累，被招商局歸并。湖北官織布局開織后，江漢關進口洋布每年減少十萬多匹。中國資本能挫敗洋商，這在當時曾被視為“創見之事”。
洋務運動的三十年，最終以中日甲午之戰中的失敗，遭受到致命的打擊而告終，但是“洋務運動”對于中國的近代化，以及它為了自身的安全所做出的努力，包括在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成績，同樣是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在所創辦的一些工業企業，后來也為中國近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有些企業甚至成為現代企業的雛型。以山東為例，一些在洋務運動中所建起的一些軍用工業和開采的礦山業，都為建國以后輕重工業的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就政治層面的意義來看，“洋務運動”在中國的發展，畢竟阻止和延緩殖民化的進程，并且以自己漸漸發展的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實力，提高了與列強較量的能力。自然就其思想意義來看，洋務運動畢竟讓國人開了眼界，認識到富國強兵的重要性，而落后就要挨打也日益成人國人的共識。
洋務運動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人現代民族意識的增長，推動了中國人與現代社會的接軌。傳統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是文化意義上的，他們認同的是一個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華夏文化共同體及其以此為統治合法性的世襲君王。鴉片戰爭以后，傳統的民族主義意識在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開始改變。人們逐漸認識到中國不過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個有限的政治實體，這就萌發了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不斷強化。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進一步受到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戰和現代文明示范的刺激，發生了洋務運動。洋務派高舉“中體西用”的旗幟，創辦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力圖“借法自強”，這是現代民族主義在這一歷史階段的表現形式。李鴻章說：“資取洋人長技”制器練兵，是“御侮之資，自強之本”。他在創辦輪船招商局時又說：此舉是為了“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為洋人占盡”。張之洞在籌辦廣州織布局時同樣也說：這是為了“自擴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權 ”可見，在洋務派“借法自強”的口號里，包含著保衛民族利益、爭取社會進步的核心。
以我的學識評價洋務運動顯然是有些力不從心的，但是，任何一個研究和中國近代史的人，對于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有著非常重要作用和影響的“洋務運動” 是不能不關注的。因為，在我們對歷史進行審視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任何歷史上的革命或是變革，都是不能在不觸動社會的、政治制度中建立起一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因為所謂的經濟的體制所要依賴的仍是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尤其是對那些不適應經濟發展的上層建筑也需要改革，也要適應經濟發展形勢的需要才行。
現在我們黨提出要發展和建立社會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對經濟體制改革也出臺了很多好的方案，而且政治體制改革也出臺了相關的配套措施，可以說中國要想進一步發展，要真正走向富國之路，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勢必要涉及到政治體制的改革，這也是不能逾越的門檻。這次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于各種經濟成份參與經濟發展、共建小康社會，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其中的一些提法是這樣說的－－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完善引導非公有經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要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和監管。其中對于產權問題也有新的解釋，那就是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要建立歸屬清晰、權責分明、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而這些提法顯然是要比過去有了更進一步的開放意識。預示著中國的未來經濟發展會在一個新的平臺上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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