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洋務運動的思想背景及其結果

試論洋務運動的思想背景及其結果

 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末在中國社會發生的洋務運動，是一場清政府為了拯救其垂危統治，以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創辦和發展軍用工業、民用工業，編練和建設新式海軍、陸軍，并相應培養新型人才為中心，以達到富強目的的運動。洋務運動的思想背景與近代中國復雜的社會環境緊密相關，其出發點是“自救”運動，其過程為“自上而下”，其目的也從自救轉向求強求富，但結果卻是出乎洋務運動的“本意”之外了。
 對洋務運動的思想背景的探究有必要上溯到洋務運動之前幾十年的思想發展情況，即包括龔自珍的變革思想、林則徐和魏源的思想等問題，這對我們準確把握連續性的歷史過程，從整體上理解洋務運動的思想背景及其結果，進而較好地分析和評價將有所幫助。
 一、洋務運動前，中國的社會現實以及對西方認識的變化所引起的變革思潮及其結果。
 （一）清朝中期開始的衰落的社會現實與變革思潮的發展。
 清朝在經歷“康乾盛世”之后，從乾隆后期開始走上了下坡路，到了嘉慶、道光兩朝，更是江河日下。政治上日趨腐敗，社會危機愈益顯露；先后爆發的白蓮教起義、天理教起義直至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等大規模反抗斗爭，嚴重打擊了清朝統治；與此同時，鴉片煙禍泛濫，嚴重毒害中國人民，也因此加劇王朝財政枯竭、軍隊戰斗力削弱，兩次鴉片戰爭使得清朝統治岌岌可危。
 面對封建衰世，龔自珍（1792～1841）揭開了近代思想史的第一頁，他提出“更法”、“改圖”、“變功令”，并且認真地探究“病根”，尋求挽救危機的良方。其中，還考察了東南海疆和西北邊陲的歷史和地理，呼吁加強邊防建設，特別是提出“頒制西洋奇器”的建議，比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早22年。
 以魏源（1794～1857）等為代表的先進思想家研究了貨幣、鹽政、漕運等經濟問題并形成符合社會經濟規律的變革思想。他們把發展商品經濟放到了重要地位；提出了以銀為幣和行鑄幣的主張；并要求增加銀礦的開采，禁止鴉片貿易防止白銀繼續外流；主張變運河官運為商船海運，即改變封建官運組織為商運組織，促進商品流通；要求將少數官僚紳商世襲壟斷的鹽政改變為商人自由購買自由販運的票鹽制，與商船海運的主張一樣，有利于商業資本的發展。
 龔自珍思想沒有脫離封建主義的思想范疇，但已觸及近代社會變革的中心問題。而魏源等人的變革思潮是在維護封建統治、設法鞏固封建國家財政的前提下，改革流通領域阻礙商品流通的現狀，促進商業資本發揮作用。其見解是有利于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的。其客觀效果必然是促進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魏源等人符合資本主義趨勢的變革思潮對于推動社會的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這與后來洋務運動的結果形成“巧妙”的結合。
 （二）“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及其發展結果。
 洋務運動前的中國人對西方是缺乏認識的，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封建經濟體制，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形成了封閉而牢固的經濟結構，對于外界幾乎沒有依賴性，使得東、西方直接的經濟聯系很少，另一方面與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封閉性有關，濃厚而頑固的傳統思想，加之清朝前、中期大興文字獄等政策，禁錮了民眾的思想，整個社會文化領域缺乏創新，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領域長期停滯不前，也形成了與西方文化交流的障礙。人們對于西方淺薄的了解，更多地出自于好奇，而并不是出自政治經濟改革需要的。
 鴉片戰爭的失敗，使得閉關鎖國的中國被迫打開門戶，與此同時，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中國落后了，必須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林則徐認為鴉片戰爭之所以失敗，是在“器不良”“技不熟”，要求學習西方船炮水軍，他的思想正是后來魏源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是通過鴉片戰爭的斗爭實踐總結出來的。魏源對西方長技的了解教前人更加深刻、全面和系統；在軍事技術之外，對于民用機械技藝也做了廣泛的了解，認識到“師夷”和“制夷”不僅限于軍事，而是多方面的；此外，還提出了培養新式人才的設想。林則徐和魏源以及其后的徐繼畬、姚瑩、、夏燮等都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技藝和民主政治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述和探討，并在隨后的十幾年間形成思潮，他們的目的是外御強敵，內事改革，以圖改變落后面貌。他們對于西方的認識不是停留在科學技術和技藝方面，而是擴展到了政治方面。這使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更加豐富和充實。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拯救國家危亡的主張，做為一種對外開放，欲求改變中國封閉落后的思想而逐步發展。但是，由于頑固勢力的破壞阻撓，“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及其拯救清朝垂危統治的改革主張和措施，未能實施，致使社會仍然處于停滯狀態，毫無革新和前進。直到清朝面臨著太平天國革命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局面后，才逐步開始“師夷長技”的實踐，但其目的不是“制夷”而是鎮壓農民起義。但“師夷長技”實踐的一個主要結果則是推動洋務運動的興起。
 二、洋務運動興起階段，發展階段的思想背景和結果
 （一）“兩害相權取其輕”和“借師助剿”與洋務運動興起。
 在“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提出之后，1851年爆發“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到1856年英法聯軍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內外兩大難題困擾著清朝統治者，直到1860年，太平軍進入滬杭地區，捻軍在魯、豫、皖等省的廣闊地區馳騁，英法聯軍則有入侵北京之勢。統治者在比較了幾大威脅后，認為太平天國革命是直接威脅王朝統治，而決定暫時滿足西方列強的欲望以全力鎮壓人民起義。隨后，清廷與英法等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為了處理外交事務、辦好洋務，1861年，清廷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南、北洋通商大臣，洋務運動得以真正起步并得到有力地推動。在清朝“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策之時，開始了以“師夷之長技”為中心的洋務運動，也開始了統治階層及洋務派意想不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變革的實踐。所以，洋務運動的興起并不是為了抗擊西方列強而興起，卻是為了鎮壓農民革命而興起的。
 清王朝把借西方列強的軍隊和軍事人員之力，在江浙部分地區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這個勾結帝國主義的特殊形式稱之為“借師助剿”。“借師助剿”是具有反動性質的，但是它與洋務運動又有著密切的關系。洋務運動的中心內容是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首要的就是軍事技術。起先只是購買西洋的武器，但清軍戰斗力仍然低下，其力量不足以鎮壓人民起義，隨后，便要借助于西洋之人了。在“借師助剿”過程中，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對于西洋軍事加深了認識，對之后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辦產生了巨大影響。促使洋務運動從起初的鎮壓人民起義的出發點而深入到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實踐。
 “兩害相權取其輕”和“借師助剿”是促使洋務運動興起的重要因素，歷史進程往往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當統治階層為解決現實問題而作出決策后，卻同時推動變革思潮和變革實踐的發展。
 （二）洋務運動思想從自強到求強求富、“制內”到抵御外辱的轉變。
 在辦洋務的封建官僚們的主持下，中國開始有了一批官辦企業，但由于完全采取官辦的方式，仍然具有濃厚的封建性。而且，這些軍事工業的機器、原料、燃料主要購自國外，生產技術也為洋人壟斷，部分管理權也落入洋人之手，所以實際上成了外國軍事工業的附庸。隨著西方列強的經濟侵略方式由商品輸出為主逐漸轉變到以資本輸出為主，中國已不僅僅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而且日益成為帝國主義資本的重要來源。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開始創辦官督商辦的民用工業企業，包括輪船航運業、電線電報業、礦業、紡織業，以及在洋務運動晚期開始的鐵路、金融銀行等行業。洋務運動的這一轉變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首先，軍事上巨大經費開支對于發展工業企業而取得經費來源的需要；其次，近代工業內部經濟規律的作用，洋務軍用工業的發展必然導致民用工業的興起，例如煤鐵鋁銅礦業的開采和冶煉等工業；此外，還有“分洋商之利以致富”，促使洋務派產生興辦民用工業的強烈愿望。“求富以達到強”的目的表明洋務運動具有民族性。
 隨著人民起義被鎮壓，國內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在自強到求強求富轉變的同時，清政府的策略從鎮壓國內的人民革命為主轉變到抵御外辱為主。其中，日本的咄咄逼人、西北新疆的分裂危機引起了洋務派以及統治階層的重視。其間，清政府發生“海防”與“塞防”之爭，清政府權衡利弊和輕重得失，最終采納海防與塞防并重。由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左宗棠督辦西北塞防。其結果是左宗棠收復新疆，洋務派建設了北洋艦隊為主要力量的強大海軍。從其效果及歷史作用來看，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清廷的海防塞防兼顧，尤側重于海防的戰略決策是正確的。
 三、洋務文化教育的思想背景及結果
 洋務文化教育是“師夷之長技”實踐的重要內容，其思想背景與洋務運動的實際需要緊密相連。19世紀60至90年代，洋務派為了適應洋務活動的需要舉辦了文化教育事業。洋務教育既與清朝政府外交活動有關，也與興辦洋務企業的經濟活動，以及這一時期政治、軍事活動有密切關系。洋務教育的內容很廣泛，包括外交、法律、科技、企業管理、電報、礦務、冶煉、機械、軍事等多方面的人才教育。而這些都是洋務運動的實踐過程中，因新型人才的需要而逐步進行的。
 洋務教育首先是從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為開端。這其中，李鴻章已經認識到培養外語人才除了外交需要，還為引進科學技術知識創造條件。李鴻章的見解是把學外語與閱讀和翻譯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相聯系，同時把學外文、科技與自強之道聯系起來。以京師同文館為代表，起先是培養對外交涉人才，幾年后逐步重視西方科學技術，形成理科學堂。而以左宗棠創辦的求是堂藝局為代表，一開始就以學習先進科學技術為主，而學習外國語言文字作為學習和運用科學技術的必備手段。左宗棠對科技、外語并重的方針，表露了他御外辱的迫切心情。
 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洋務文化教育迅速發展，但在內容和性質上也發生變化。19世紀60年代的教育還是以封建主義教育為主體，但到了70年代后至90年代，則向資產階級式教育轉化。以鄭觀應為代表的思想反映了這種轉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比較了中西教育制度，認為西方教育制度是“期于實用”，批評中國傳統教育對培養人才的缺陷；同時，主張實施新的學制和教學方法，以區別于舊的書院，也有別于60年代興辦的只學習語言文字的學館；建議教師也應從具有科學知識的新型知識分子中挑選。王韜、李鴻章、盛宣懷等也都有和鄭觀應類似的培養新型人才和興辦新型學堂的思想。
 隨著新教育思想的理論探索和輿論的作用，興辦新型西方資產階級式的教育逐步開始實踐，主要是派留學生出國和創辦各類專業技術學校。洋務派認識到聘洋師到中國教習只是一條路徑，更好的捷徑，應該派出留學生到外國留學。然后開展了“派幼童赴美國留學”，又鑒于幼童留學存在“缺陷”，改為派成年且具有外語、科學知識基礎的學生到歐洲留學。這培養包括制船人才、海軍人才等多方面人才，其中尤為突出的例如嚴復，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等宣揚進化論、天賦人權論，為近代中國思想解放作出了貢獻。洋務派興辦了實學性質的水陸師學堂等，除軍事外也授予工程科技方面內容，不僅為海陸軍的需要，也推動了社會科技和經濟的發展。
 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對洋務運動的影響。
 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19世紀初以來變革思潮的進一步發展。所謂“中學為體”，就是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綱常倫理為根本；所謂“西學為用”，即以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為具體方法。它是中國封建主義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結合的產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最早出現于19世紀60年代初。1861年，具有早期改良主義思想的馮桂芬，提出以中國的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西方國家的富強之術。這是“中體西用”思想的最初揭示。之后，一些參與洋務、時務的人，出于實際需要，也對此進行了探索和闡發。七八十年代的王韜到沈毓桂的《西學必以中學為體說》，至八九十年代，“中體西用”說日益明朗與廣泛。1896年6月，光緒皇帝宣布變法，把“中體西用”思想宣示全國，要求官員要以中國圣賢之學作為根本，兼而博采西學中切時務的東西，以成為通達濟變之才。后起的洋務派首領張之洞撰《勸學篇》。他視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主張新舊兼學，強調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以中學治心，西學應世事。系統闡發了“中體西用”的思想。
 洋務派把“中體西用”作為開展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并且付諸實踐。首先，他們按“西用”的原則，大批引進西方軍事和民用工業設備和技術，創立一批民族資本的近代企業，造就了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其次，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推動舊式教育逐漸向新式人才教育的過渡，培養了一批具有資產階級思潮的知識分子；再次，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知識，自然科學知識的引入，造就了掌握近代科技的人員，為近代中國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中體西用”作為唯一容納西學的原則，成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思想媒介，成為中國更廣泛、更深入地學習西方的思想階梯。
 但是，“中體西用”思想有其致命的弊端。洋務派奉行“中體西用”使得洋務運動創辦的近代化工業、軍事、政治、教育等事業都帶有濃厚的封建主義的因素，致使洋務運動不能發生質的變化，各項事業困難重重。中法戰爭的不敗而敗，特別是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表明了“中體西用”思想的局限性和內在矛盾性。后來的維新派批判“中體西用”思想，不僅要求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之“用”，而且要采納西方資產階級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之“體”。盡管如此，“中體西用”打開了國人的視野，吸收了一部分先進的因素，特別是在洋務運動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推進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五、洋務運動尾聲階段的續辦洋務的思想及其發展
 洋務運動的變革思想經歷了初期的高潮之后，逐漸僵化所以再也沒有取得突破。中法戰爭暴露了洋務思想的根本性缺陷，由于清廷和洋務派頑固堅持“中體西用”，政治民主改革停滯不前，反而倒行逆施加強封建主義統治，統治的腐敗導致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而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洋務運動走向最后階段。其后，雖然在洋務派的繼續努力下，洋務運動沒有停止但已經在與維新派活動的交叉之中迅速走向結局。
 甲午戰爭之后，洋務派提出洋務復興的方案，這其中包含了續辦洋務的思想。以盛宣懷為代表，把練兵、理財、育才有機的結合，總結了幾十年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驗，其根本精神就是發展三者結合的洋務事業來維護和鞏固清朝統治。這種思想沒有超出洋務運動的范疇，但有所發展，主要體現在洋務運動初期主要依靠官力，后逐步發展到官、商并用，而這時主要強調商力。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原來由官本官辦的企業，多改變為商本商辦，這必然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較好地繼承和發展了洋務運動抵制列強經濟侵略的傳統。在洋務運動的尾聲中，洋務運動的經濟重點主要是鐵路、礦務、銀行，這正好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以鐵路、礦務、銀行為重點而針鋒相對，體現了洋務運動的競爭性和民族性。
 洋務派與維新派在政治主張上區別：主要是變不變“根本”，也就是洋務派所堅持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而維新派則堅持要實施君主立憲政治制度。維新派最終失敗了，洋務運動也在“中體西用”和政治、經濟上的矛盾性中將要退出歷史舞臺。如前所述，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以，洋務運動只談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致富強，而不談政治上的改革。而張之洞為代表的思想，則發展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提出了糾正君民遠隔之弊以做到上情下達，以及認為對于中國法制“賤視人類”，遠落后于外國的觀點，產生了“中西合一”的思想。這是在洋務運動的思想背景上的發展。在《辛丑條約》之后，1901年清廷撤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標志洋務運動的結束，代之以“清末新政”，近代中國繼續緩慢前行。
洋務運動是在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必然代替封建主義的歷史條件下發展的；它在學習西方，改變極端落后的面貌，變貧弱為富強的變革思潮中發展；在鎮壓人民起義并向帝國主義妥協中起步。顯然，洋務運動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但其過程卻符合近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只是由于思想上始終未能繼續突破，反而加強封建的專制統治，導致甲午戰爭的失敗。不能因為甲午戰爭的失敗或八國聯軍入侵而認為洋務運動本身是失敗的，變革思潮及其不斷發展是洋務運動的主要思想背景，并推動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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