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拍私錄證據資料的合法性探析

摘要：雖然我國立法規定了私錄視聽資料證據的合法性標準，但規定過于原則，且有不足之處，致使在司法實踐中不易操作。因此，有必要對我國私錄視聽資料證據效力的認定標準進行重新構建。對私錄視聽資料證據合法性的重構是多角度的，本文以司法解釋的角度，對我國私錄視聽資料證據的合法性標準進行重構。 

關鍵詞：私拍私錄資料 合法性 重構 

引  言 

    隨著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和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加重，當事人選擇私錄視聽資料作為證據的情況越來越多,大量的通過私拍、私錄方式制作的視聽資料被廣泛地應用到訴訟實踐中來，司法實踐中也已出現很多以私錄視聽資料作為主要證據的案例。例如，2002年6月北京海淀區法院判決的首例公民以私自錄音材料作為證據的案件；[①]2003年2月，廣東省某法院審理的公民以私自錄像資料作為證據的離婚訴訟案件；[②]2002年6月，深圳市羅湖區法院公開審理的公民以私自錄音資料作為證據的債務糾紛案件。[③] 

私錄視聽資料證據在便于私錄視聽資料的一方當事人在其權利受到侵害尋求法律救濟的同時，又面臨著可能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問題，以至于引起人們對如何認定私錄視聽資料證據的合法性和效力問題產生了爭議。盡管我國民事訴訟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規定了私錄視聽資料證據的合法性標準[④]，但卻規定得較為原則、籠統，并有不合理之處，導致了司法實踐中對私錄視聽資料證據效力的認定，缺少一個明確統一的標準，嚴重影響了私錄視聽資料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的正確使用。因此本文認為，為了使私錄視聽資料這類訴訟證據能夠在司法實踐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必要對我國私錄視聽資料證據效力的認定標準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