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的法律完善

本論文在法律論文欄目，由論文格式網整理,轉載請注明來源www.donglienglish.cn,更多論文,請點論文格式范文查看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的法律完善
財產申報制度是指法定范圍內的國家公務員依照法定的期限和方式向有關機關如實申報其財產狀況及變化情況，并接受有關機關監督檢查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完善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建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可以依法約束公務員行為、防止權力腐敗，是反腐倡廉走向法制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一、我國財產申報制度建設現狀
由于中國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上的缺失，使得一些官員的非法所得無法及時通過披露機制讓外界獲悉而有恃無恐，致使貪污受賄現象日益嚴重。此現象已經引起各界的高度關注，在新時期的反腐敗斗爭中，我國已經開始了對建立財產申報制度的探討。
（一）各界意識形態方面。長期以來，關于我國國家公務員財產申報問題呼聲一直很高。早在1987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的王漢斌，在一次會議上就明確提出：“一些國家規定公務員應當申報財產收入，我國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建立申報財產制度問題，需在其他有關法律中研究解決。”1994年，官員財產收入申報法正式列入全國人大立法規劃項目。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五年來三次在兩會上提出關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應該改為財產公示制度”的建議，并與50多位代表聯名形成議案，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和爭論，也引起包括中紀委的重視。除了人大代表的關注，由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領銜的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學者聯名，也向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等國家機關以及中央領導提出“關于盡快制定和認真實施《縣處級以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布法》的建議書”。2010年兩會期間，韓德云代表第5次向全國人大提出相關建議。
（二）國家制度建設和實際行動方面。1988年，起草了第一個關于國家行政工作人員報告財產和收入的規定草案；1994年，《財產收入申報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規劃；2000年12月，中央決定在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中首先實行家庭財產報告制度，并于2001年6月15日出臺了《關于省部級現職領導干部報告家庭財產的規定(試行)》。2005年10月，我國加入《聯合國反腐公約》締約國。2007年9月13日上午，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標志著中國反腐敗工作重心前移。而從2006年起，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律師韓德云建議“對公務員財產申報問題立法”之后，6年間，相關機構對這個議案的答復年年有變化——從前兩年的“制定財產申報法條件尚不成熟”到“正在積極開展工作”，再到“適時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
（三）財產申報的破冰之旅。新疆阿勒泰地區實施縣（處）級領導干部財產申報規定就是政府為公民權利監督創設前提的一次嘗試。2008年5月28日，新疆阿勒泰地區紀委、監察局和預防腐敗辦公室聯合出臺《縣（處）級領導干部財產申報規定（試行）》，要求“與領導干部職權密切相關的收入，都將通過阿勒泰廉政網及當地主流媒體及時全面公開，以接受社會有效監督”。該規定實現了我國領導干部財產申報與公開的三大突破。一是申報“財產”而不僅僅是“收入”。二是申報的財產要公開接受社會監督。三是離任申報延續三年。該規定將領導干部財產申報的種類分為初任申報、年度申報和離任申報。其中離任申報的時限被明確延續到退休后三年期滿為止。這個規定的出臺“是中國建立財產公開制度的‘良好范本’，對推動中國的‘黨政官員財產公開’立法具有積極意義。”2009年1月1日，新疆阿勒泰地區公示55名初任副縣級干部財產（公開）申報表，普通民眾均可查閱。
二、現行財產申報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法律地位不明確。我國現行的關于財產申報的兩個規定，在性質上都屬于政策性文件而非規范性法律文件，這不僅影響了公眾對該制度的知曉程度和監督程度，也缺乏相應的法律權威性。而２００５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雖然對規范公務員的管理、保障公務員的合法權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沒有對財產申報作出規定，這不得不說是一大缺憾。
（二）財產申報主體范圍過窄。現有規定所指的申報主體只包括黨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以及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負責人，而不包括軍事機關的領導干部、縣（處）級以下領導干部。這一規定與我國刑法第九十三條關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規定不協調，與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主體范圍不一致，導致了法律體系內部的矛盾與沖突。
（三）需申報的財產范圍不周延。現有規定列舉的需申報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資、獎金津貼、勞務所得和承包、承租經營所得這四項，然而，這些收入只能反映官員公開的合法經濟收入情況，無法反映其真實的財產增量，更無法監控官員的灰色和黑色收入情況，與設立財產申報制度的初衷相去甚遠。
（四）財產申報的類型單一。現有規定所設計的只是一年申報兩次、半年申報一次的日常申報制度。僅僅規定日常申報，而不規定初任申報和離職申報，就無法將申報主體的財產狀況自始至終置于監督之下。可見，財產申報類型的單一化，不利于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開展。
（五）財產申報的受理機構缺乏監管權威。現有規定授權申報人所屬各單位組織部門、人事部門負責接受本單位申報人的收入申報，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將申報材料送相應的上級組織、人事部門備案。然而，組織人事部門一般只對干部的工資性收入進行登記，對工資以外的其他收入和財產，由于缺乏相應的職權和手段，監督難以落實，明顯缺乏權威，難以真正承擔起財產申報登記的稽核職能。而負有監督檢查職能的黨的紀檢部門和行政監察部門并不受理申報，只對執行情況進行監督檢查，極大地降低了財產申報制度應有的作用。
（六）違規拒報或不如實申報的責任過輕。現有政策只規定了對申報人不申報或不如實申報收入的，由所在黨組織、行政部門或者紀檢監察機關責令其申報、改正，并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者黨紀政紀處分。顯然，這種責任制度過于溫和，對于申報制度難以起到應有的保障作用。
三、我國財產申報制度的立法完善
國外日趨成熟的財產申報制度為我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反腐倡廉建設的持續推進對財產申報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迫切要求。在我國已經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大背景下，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和公務員的現實狀況，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對財產申報制度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完善：
（一）盡快制定《公務員財產申報法》。要建立健全規范的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首要任務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公務員財產申報法》，以解決現行規定法律地位不明的問題。《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從１９９４年正式列入立法規劃，至今難以出臺，其癥結何在呢？從微觀層面來看似乎是由于與財產申報法相配套的技術、制度尚不成熟所致，但從宏觀層面來看，問題的關鍵在于思想觀念的轉變，即推行財產申報法是否必然侵犯公務員的隱私權？誠然，公務員與普通公民一樣應該享有隱私權，但是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導致其隱私權的行使與保護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別是與其任職、廉潔密切相關的隱私，應當公之于眾，從而保證公眾知情權的有效行使，避免公務員以權謀私、濫用職權行為的發生。可見，基于公務員職位透明度義務的要求，任何人出任公職，都必須部分地放棄其作為普通公民所應享受的某些權利，承擔政府公職人員所必須履行的道德義務。這在學理上被稱為“公務員個性的法定自我喪失”，正是這種個性的法定自我喪失，為公務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奠定了合法性基礎。因此，制定公務員財產申報法，不僅是法治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體現了公共利益優先的價值理念，而且是公務員自我保護、自我完善的現實需要，促使其自覺接受監督，有效拒腐、防腐，更是我國切實履行條約義務的表現，以展示我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國際形象。
（二）擴大財產申報的主體范圍。為了保證法律體系內部的統一性，從理論上講，財產申報的主體應當包括所有的國家工作人員。但是，考慮到我國的現實國情，如果申報財產的主體和國家工作人員的范圍完全吻合，財產申報的人員牽涉面太廣，反而不利于監督機關在現階段集中力量抓好反腐倡廉建設。因此，我認為，可以分階段、分步驟地推進，逐漸擴大財產申報的主體范圍，現階段將其界定在擔任各級實際領導職務的國家工作人員范圍內較為適宜。與此同時，申報人不僅要申報本人的財產，還應申報其近親屬（父母、岳父母、配偶、子女以及與其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員）的財產，有利于防止一些官員通過轉移財產逃脫監管。
（三）明確需申報的財產范圍。在當前財產性收入日益增多、收入來源多元化的情況下，申報者所申報的財產，必須能全面、準確地反映申報主體的財產狀況，而不僅僅限于收入。需申報的財產不僅包括工資所得、勞務所得、經營所得，而且包括因繼承、受贈、偶然所得及證券、股票等風險投資所得；不僅包括汽車、金銀首飾、古董、字畫、豪華家具、大件電器等動產，而且包括房產等不動產；不僅包括債權，而且包括債務。
（四）增加財產申報的種類。為全面規范和監督公務員的財產狀況，我認為，我國不僅應增加初任申報、離職申報，還應增加退職后申報，使公務員的財產狀況始終處于有效的監督之下。在任職前，公務員要向相應機關申報其個人和家庭的所有財產；任職中，公務員要隨時申報個人和家庭增加的財產；離職時，公務員要接受審計，說明其現有的一切財產的來源；離退休后，為了防止事后受賄等行為的發生，公務員應在離退休后一定期限內繼續接受監督。這樣，不僅會使腐敗官員難以逃脫法律制裁，而且能對其他官員產生巨大的威懾作用，促使其不敢腐敗。
（五）明確財產申報的受理機構。為了與國際接軌，加大財產申報的力度，應當設立財產申報的專門受理機構。目前，我國已成立了專門的國家預防腐敗局，作為國務院的直屬機構之一。我認為，由該局作為中央的受理機構較為適宜，也符合該局的職責定位，就各級地方而言，在與該局相應的各級機構尚未成立的情況下，可由監察部門的相關內設機構受理。與此同時，受理機構還要對申報財產的真實性進行審查，并公開申報資料，接受大眾的監督。至于申報資料公開的范圍，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可采取有限制的公開原則，即當主管機關認為確有必要公開、公眾強烈要求公開或申報人自愿公開時，應當予以公開，同時，公民基于正當目的，經主管機關批準，也可以查閱相關資料。
（六）加重對拒報或者不如實申報家庭財產行為的處罰。我國對拒不申報或者不如實申報財產的公務員，除采用黨紀、政紀等處分方法外，還應該引入刑罰處理方法，用刑罰這一強制手段懲治拒不申報或者不如實申報財產的申報人，以確保財產申報制度的貫徹執行。對此，可以借鑒國外通行做法，在我國刑法中增設國家工作人員拒不申報或不如實申報財產罪，既有利于與國家工作人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相協調，又有利于強化行為人違反申報法的責任。
總之，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法治的進步與人權的保障。無論是基于我國反腐敗形勢的需要，還是吸收借鑒世界各國先進的管理方法，我國都有必要盡快探索、實行財產申報立法。隨著反腐倡廉的逐步深入，我們有理由相信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必將在全國盡快得以推廣。到那時，公民權利監督的效果將會更明顯，社會主義監督體系將會更完善。

相關論文

上一篇：新形勢下加強企業內保基礎建設工..

下一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風險問題探析

Tags：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法律完善

【收藏】【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