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名著《水滸傳》的招安結局

論名著《水滸傳》的招安結局

［摘  要］招安是名著《水滸傳》的重要情節之一，它與水滸有著不可分割的情緣，它就象一曲主旋律貫穿著水滸的始終。通過《水滸傳》產生的歷史背景，創作意圖，水滸集團本身的性質和主要領導的個性特征，《水滸傳》受招安的結局很悲烈，亦是理所當然，事必所致。

［關鍵詞］水滸 招安 悲劇 結局

目錄

引言

對《水滸傳》中宋江帶領眾將領接受招安一事，歷來頗有爭議，評價不一，金圣嘆曾經批：……乃吾所以斷宋江之為強盜，而萬萬必無忠義之心者，亦正于此。何也？夫招安，則強盜之變計也……”又干脆腰斬水滸，以“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結尾。因為后三十回主要寫梁山英雄協助朝廷剿滅方臘等其他農民起義，金圣嘆認為這不僅使此書的主題變得散亂，還會抹殺梁山英雄的光輝形象，由此可見，金對招安是反對和鄙視的。毛澤東對水滸的評論也是心意迭出，非同凡響，他曾一鐘見血地指出“水滸是反貪官,不反皇帝”“這只起義軍領袖不好，搞投降。”他直截了當地說出宋江接受招安實際上就是投降。本文認為招安結局是有前因后果的。換成任何一個其他的結局，都是不符合史實的。至于招安的對與錯，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應有不同的看法。

水滸的被招安是理所當然、事所必至

一、《水滸傳》在性質上屬于講史類小說，被招安的結局于史有征，和宋史·徽宗本紀的記載相吻合，講史類小說的性質要求作者基本上忠于歷史事實。

《水滸傳》所描寫的梁山英雄故事，原有所本，于史有征，故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歸之講史類。作為講史類小說，它盡管在細節問題和具體情節上可以盡情虛構，但故事的基本框架則應與史實保持一致，這是講史類小說創作的一般規律。

關于宋江起義軍的結局，《宋史徽宗本紀》云“：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埔，又犯京東，入楚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李直《十朝綱要》亦云：“宣和元年十二月，詔招撫山東盜宋江。”可見朝廷確實曾經有招撫宋江的旨意。自古以來民間也興起了關于他們的各種傳說，元代出現了聯綴幾種活本而成《宣和遺事》明白記載：“朝廷無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務受武功大夫誥赦，分往諸路巡檢司去也。”綜上所述，歷史上的宋江，既沒有推翻趙宋王朝，也不是兵敗被殺，而是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在其流傳過程中，也已經形成招安的固定結局。在結局問題上，作者沒有改變歷史，也只是作出了合乎史實的選擇。

二、從作者思想的矛盾性反映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必然性

忠君觀念與豪俠的義氣精神,這一對矛盾貫穿于作者創作的全過程，應是作者痛苦和悲劇心理產生的根源。言為心聲，一個作家的心聲，往往是通過手中的文章表達出來，所以作者內心世界的矛盾（既不想違背忠君觀念，又不想放棄對豪俠義氣的歌頌）沒有直接道出，而是融入在小說人物和情節的處理中，作者深知接受招安必將走向失敗，所熱愛的英雄必須毀滅，又談何豪俠義氣，如不接受招安，將革命進行到底，那種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使作者難以自拔，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是作者難以做到的。

忠君觀念由來以久，忠君思想早以深入到國人的靈魂深處，作為同一時代歷受傳統文化影響下的作者,不可能不受到這種觀念的束縛。但是作者思想矛盾的另一方,還體現他在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豪俠義氣，水滸前六十回，作者對那些仗義疏財，抱打不平的英雄好漢給予高度的頌揚。實際上作者思想的矛盾徘徊于“忠”“義”兩極之間，這兩種沖突的力量是作者痛苦和悲劇心理產生的根源，充盈在這一組矛盾實際上是不得已的聚義與大逆不道，必須接受的招安與喜愛的英雄必須毀滅。《水滸傳》中梁山好漢，幾乎每一個都有一段被逼上梁山的經歷，有的是被官府所逼，有的是被水泊英雄所逼，也有的是自身的原因，小說開端安排最有代表性的林沖被逼上梁山，作者有意突出這一“逼”字，這么多人的^造**，不管是一個什么原因，都反映一個深刻的社會問題：朝廷腐敗，官逼民反。^造**的理由雖是充分的，^造**也是不得已的，但作者畢竟是傳統的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忠君思想是無法擺脫的，否則作者應該安排梁山英雄斗爭到底，于李逵所說：“殺去東京，奪了那鳥皇位”。但結果完全不然，在作者心中“忠”完全取代了“義”。但作者在忠義的取舍中又是充滿矛盾和痛苦的，所以在南征方臘凱旋時，有意安排不愿接受招安或之前反對招安的英雄，一個個隱去，武松做了清閑道人，“燕青收拾一擔金珠寶貝挑著，竟不知投往何處。”“阮小七，后帶了老母回還梁山泊石碣村，依舊打魚為生。”這些反映了作者不忍心讓他喜愛的英雄走向毀滅。痛苦和矛盾可見一斑，自古忠義兩難全，“忠”是傳統知識分子所謳歌的，“義”是綠林好漢所崇尚的，梁山集團首先是江湖之義的引領，如百川歸海。最后是由于“忠”的取代，原本與朝廷對抗的江湖好漢儼然變成一班報效趙家王朝的孝子順民。作者在情感上雖同情落難的英雄，但在理智上還是忠于宋朝皇室，以招安作罷。

三、被招安的結局是宋江的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兩者之間有很強的一致性。

（一）、宋江棄“義”從“忠”，置“忠孝”于“義”之上，頑固的忠君思想是他的悲劇根源。

《水滸傳》中主要人物形象是宋江，眾英雄的悲慘結局與他的個性特點密切相關。從他走上聚義梁山的道路到被招安的結局，是經歷了艱難的過程的，是始于“義”而毀于“忠”。

宋江出身于地主階級家庭,“自幼學儒”, 腦子里有不少“忠君孝親”的剝削階級思想。他幻想憑借自己的才能和本領,能夠躋身仕途,達到揚名顯姓的目的。但由于當時官場黑暗,當權者“非親不用”,因此他雖然“刀筆精通,吏道純熟”,可是卻長期處于皂隸行伍之間,“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于是他開始結識江湖好漢，圖謀尋求另外一條路。前期的宋江思想中，以講江湖義氣居主導地位。晁蓋死后，可以說他是憑著“義”坐上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之后，宋江身為梁山義軍的首領，仍不失江湖豪俠義氣本色，他的義氣有很強的感召力，一丈青本不愿與王英結配，但感于“宋江義氣深重”而“推卻不得”。呼延灼為朝廷命將，兵敗后不肯投降，但終為宋江義氣所感。但是，宋江在思想上篤信封建的忠孝之說，并將此奉為自己立身世上不可改變的信條，當晁蓋等七人劫取生辰綱事件被官府查出，他主動、勇敢地擔著“血海也似的干系”,給晁蓋等人通風報信,表現了一個江湖好漢的本色。然而他并非有意支持晁蓋等人起來^造**，所以后來，當他聽說晁蓋等人上了梁山，并且擒何濤、俘黃安,把官兵打得落花流水時,便認為這是犯了“迷天大罪”,干了“滅九族的勾當”。這反映了封建道德教條是如何嚴重地控制著他的行為的, 從這里可以體會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因素,但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忠君思想,小說第一百二十回,寫了宋江飲了朝廷賜有毒藥的酒, 心里還恐李逵再叛朝廷,毀了梁山泊起義軍替天行道的“忠義”清名,亦將跟他親如手足的兄弟李逵毒死,這種忠君思想以至于達到頑固不化的地步，可以說葬送眾英雄的前途就是這種愚忠思想。

（二）、為吏不滿，迷戀主流社會，接受招安是他性格發展的必然趨勢。

宋江的性格經歷了義與忠的矛盾斗爭，最后“忠”完全取代了“義”，使轟轟烈烈的梁山事業毀滅了。追溯宋江“義”與“忠”的性格歷程，還得從他為吏身份說起，書中形容宋江道：“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槍棒，學得武藝多般”，所以《水滸傳》中給宋江確定的社會身份是吏，吏是相對官來說的，是處于主流社會的從屬地位的，官也好，吏也罷，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忠君思想。宋江算是個精明能干的吏，他的忠君思想更加強烈，這與他一貫受到儒學思想的熏陶和老父親的潛移默化是分不開的。即使如此，他還是難以躋身于主流社會，有種懷才不遇的感慨，但“他平時只好結交江湖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一個忠君觀念強烈的吏，又這么好結交江湖好漢，背后到底有什么打算呢？宋江的“義”是為他的“忠”服務的，是想通過“忠”躋身于主流社會，達到他“封妻蔭子，光宗耀祖”的目的。他雖迷戀主流社會，但他又對主流社會心存不滿，《水滸傳》二十一回中為吏打抱不平說：“原來宋時，為官最易，做吏最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當權，非親不用，非才不取，為甚的使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洲，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宋江雖是吏，但他雄心勃勃，當他對主流社會如此執迷又失望時，他便向非主流社會尋求寄托，但他絕沒有成為非主流社會一員的打算，他雖提反詩，但卻感恨傷懷：“如何得相間家中老父和兄弟。”他雖與江湖好漢“傾心交結”，又生怕觸犯國家法度。他出于“義”私放晁蓋，卻又由于“忠”認為“如今是犯了迷天大罪” “于法度上是饒不得”。說到結果，他還是置“忠孝”于“義”之上，遵循著主流社會的倫理原則，至此也可以看出，宋江雖利用他累積起來的“義”，在非主流社會中尋找了他的一席之地，但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水滸》第三十一回中，他規勸武松時說：“入伙之后少戒酒，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  掇魯智深投降，日后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后青史上留得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這樣一個人，在梁山事業發展的鼎盛時期，帶領眾將接受招安完全是情理之中的。

四、水滸集團的復雜性質，是義軍被招安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一）、梁山將領們的人生選擇和起義舉動與以往農民起義有著本質區別。

自古以來，爆發農民起義的主要原因是“官逼民反”，目標是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歷史上陳勝吳廣起義，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雖最終失敗了，但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對比梁山集團的前前后后，從逼上梁山到接受招安的歷程，不能算是真正的農民起義，他們之所以匯集水泊，各有各的動機與目的。比如最先上梁山的林沖，被官府逼的走投無路，投奔梁山“躲災避難”。據作品描寫晁蓋，吳用，公孫勝，阮氏三兄弟他們是想去過那種“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的“快活”生活，而去“劫取生辰綱”，走投無路，投奔梁山。梁山集團的不斷擴大，不是象以往的農民起義，招兵買馬，共反朝廷，大多是把梁山作為自己“暫時的避難場所”，一旦朝廷赦罪招安，他們就重新回到“正常社會”中來。再說，這些流民的來源也是不同道上的，有的是戰敗投降的朝廷官吏，貴族及地主豪紳（關勝，呼延灼），有的是地主管家，手工藝人及綠林好漢（史進，穆弘），有的是出身下層的農民漁民，小知識分子及下級官員（吳用，阮氏兄弟），如此不同階層的人物，怎能聯手走到一塊，這樣的聚集目的從根本上否定了梁山人起義的性質。

（二）、梁山英雄們口號、旗幟、綱領處處流露與統治著的合作一致

上文根據各路英雄上梁山的目的及來源的不同，從根本上否認了農民起義的性質，這一點與他們接受招安有密切關系。除此之外，翻開中國歷史，每次成功的革命，都有自己鮮明的口號、旗幟、綱領。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南宋鐘相、揚幺起義都提出了“等富貴，均貧富”的口號。梁山英雄雖有口號，旗幟，綱領，但其意義都流露出與統治著合作一致。突出的是宋江坐上梁山領導寶座后，一改晁蓋的“聚義廳”為“忠義堂”，“聚義”是以“義”為重，包含“義氣”“起義”的意思。“忠義堂”是以“忠”為核心，引導眾英雄“忠君”，做封建統治者的奴才。這個變化，從表面上是集“忠義”于一身的完美，暗地里卻干著與統治者一樣的勾當，與皇帝老子一條心，無形中為以后招安指明了方向，在眾英雄思想上奠定了招安的基礎。其次是他們暴露出來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不覺悟性。阮氏兄弟雖身在梁山，口里卻唱者“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生斬何濤巡檢官，京師獻與趙王君”。他們不知道社會問題的根源在哪里，只知道除掉奸臣，也就除掉了“閉塞”天子的禍根。再就是起義軍接受招安后，立即打著“順天”“護國”兩面大旗，奔赴疆場。“順天”是順應天子，護國是什么？既然是奸臣當道，被逼上梁山的，這樣的“國”何以要護？所以他們雖然有自己確定的口號“替天行道”，但實質上都是維護統治者的利益。這樣的集團走上招安是必然的。

五、水滸的悲劇結局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是受眾的要求和民族的共同愿望。也是小說情節發展的必然結果。

招安是《水滸傳》的重要情節之一。要論清受招安的原因及招安的悲劇結局,首先要搞清《水滸傳》中招安的歷史背景。宋江起義發生在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末年政治日漸腐敗,統治階級對外妥協,對內大肆搜刮,殘酷壓迫和剝削廣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宋徽宗(趙佶)即位后,更是大興宮室,浪費無度,加之水旱自然災害的侵擾,人民無法生活,相繼發生了宋江和方臘等起義。農民起義雖然被鎮壓,但卻流傳了起義的故事。而北宋政權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變得更加衰弱,終于被女真人占了汴京,落得一個可恥的下場,宋徽宗和宋欽宗也被俘虜,被帶到金國北方的老地去。 

南宋建立后,諞安江南,并沒有抗金的決心,殘酷鎮壓農民起義,也是一個腐敗的政權。許多農民起義開始轉變斗爭的方向,出現了從“反王”到“勤王”的趨向。一些原來因反階級壓迫而起義的農民義軍與新起的義軍,把斗爭方向迅速地轉到抗金方面來,或接受了宋的招安,或表示愿與宋聯合抗金。這是新的政治形勢下出現的農民起義的新情況。宋江起義的故事傳說就是在這樣復雜而漫長的歷史背景下發展演變的。

總之，《水滸傳》通過藝術形象表現的“官逼民反”的現象，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本質。它所表現的梁山泊英雄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有力地沖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后盡管講忠義，打外敵，平內亂，還是不見容于當權執政者。作者選擇招安結局，雖殘忍了一點，但是現實的。招安是復雜的歷史現象，水滸傳形成招安結局，原因更為復雜，有義軍及義軍領袖內部原因，也有朝野統治者的外部原因，當然與作者世界觀及當時歷史背景是分不開的。至于招安的對與錯，我們很難用肯定或否定，進行簡單的判斷。

參考文獻

1、王富鵬：《論水滸傳作者思想的矛盾性》《韶關學院學報》2001年第五期

2、施耐庵：《水滸傳（上 中 下）》1979年11版

3、于天池：《明清小說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1996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