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以我為主自主決定 概要: 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 關鍵詞: 人民幣 升值 匯率改革 自主決定 7月20日,上半年國民經濟統計數據剛剛出爐,人們正沉浸在對經濟形勢的分析判斷之中。 僅僅一天之后,7月21日晚7時。中國人民銀行就宣布了一條讓全球震動的消息:經國務院批準,自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猜測已久、熱議不休的人民幣匯率改革,終于在這一刻拉開了大幕。 一次自身需要、自主決定的改革 這次改革,決不是迫于某種國際壓力,而是我國從自身改革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作出的重要決策。 正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強調的那樣:“這是一種自主決定,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需要,是改革和長期穩定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和其他國家溝通商量之后得出的結果。” 1994年,我國改革了匯率雙軌制,實行匯率并軌。匯率并軌之后,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如果用通俗的語言來描繪這一匯率制度,就是:企業和個人賣出或買入外匯都要通過外匯指定銀行進行,外匯指定銀行又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或將多余的外匯資金賣給其他銀行,得到人民幣,或用人民幣向其他銀行購買外匯,彌補外匯頭寸的不足,這一買一賣,一供一求,就生成了人民幣和外匯的比價,也就是人民幣匯率;同時,央行設立一定的匯率浮動范圍,當外匯供過于求時買入外匯,當外匯供不應求時賣出外匯,通過這樣的調控方式來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 1997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但此后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為防止亞洲周邊國家和地區貨幣輪番貶值使危機深化,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并主動收窄了匯率浮動區間,但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一目標并沒有改變。 應當說,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監管水平和企業承受能力,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必要性日益顯露出來。換句話說,匯率改革,要改的并不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更不是為了讓人民幣升值,而是旨在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也是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 近年來,隨著我國出口和外商投資的快速增長,相對應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表現為外匯源源涌入,供大于求。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央行只能被動地收購大量外匯,相應地,就會投放大量人民幣,從而增加了基礎貨幣的供應。統計表明,央行通過這種外匯占款的方式投放的基礎貨幣已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遭到了嚴重挑戰。而貨幣供應的過快增長,會誘發投資擴張、通貨膨脹壓力、資產泡沫等問題。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讓匯率形成機制更具彈性,能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有利于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進而有利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利于貫徹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優化資源配置。 有專家坦言,如果長期固守原有的匯率形成機制,就可能影響經濟結構的改善。 其一,助長涉外部門和對內部門發展的不平衡。其二,影響三大產業比例的協調。其三,妨礙沿海向內陸正常的產業轉移。匯率過于穩定,使粗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在沿海地區仍可以生存,缺乏向中西部轉移的動力和壓力。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適當增加匯率彈性,將增加投機資本流動收益的不確定性,有利于遏制資本大規模單邊流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匯率過于僵硬,降低了投機資本流動的匯率風險,可能誘發投機資本的大進大出,對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造成沖擊。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都與此有直接關系。 對此,周小川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固定匯率好像打仗時手里拿的盾牌,無論你如何打來,我都堅持不動;如果我堅持不住,沖擊就會造成影響。浮動匯率則像海綿墊子,你要打進來我就給你一個軟的,進來就進來,我不讓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時候,我還夾你一下,讓你脫一層皮再走。”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利于對外經濟的發展。此舉有助于促使企業加強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品牌創造,加強市場營銷、售后服務,從而從根本上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還有助于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貿易條件。 改革勢在必行,改革又迫在眉睫。 有專家坦言,人民幣匯率改革如果長期拖延下去,會帶來三大風險。 首先是國內經濟泡沫化的風險。如果通過外匯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礎貨幣過多,過多資金流向商品市場,就會誘發通貨膨脹;流向資產市場,則會導致資產泡沫。經濟泡沫性因素凸現,會使金融體系脆弱性加劇,會降低抵御貨幣沖擊的能力。 其次是貨幣政策獨立性削弱的風險。“蒙代爾三元悖論”原理告訴我們,完全的資本開放、獨立的貨幣政策和穩定的匯率,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第三是形勢逆轉的風險。如果一定要進行匯率改革的話,主動改比被動改好,升值壓力下改比貶值壓力下改好。 從國際上看,波蘭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從單一盯住、盯住籃子貨幣、有管理浮動到自由浮動等匯率制度的演變。由于其匯率制度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主動調整,因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可能造成的經濟社會震蕩。而泰國在1997年之前一直盯住美元,不改匯率制度,結果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大幅貶值,貨幣、金融危機由此爆發。 匯率改革的機會常常轉瞬即逝。機會來了,就要果斷地抓住它! 說千道萬,一言以蔽之,人民幣匯率改革,決不是“要我改”,而是“我要改”! 一次逐步漸進、醞釀已久的改革 央行的新聞發言人說,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堅持漸進性的原則。 什么是漸進性?周小川的回答是:“漸進性首先是指中國整個改革的進程,是一步一步走向市場經濟,匯率制度是不斷改革的。” 早在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明確提出,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目標和任務躍然紙上。 10多年來,中國在人民幣匯率改革上做了大量工作,邁出了重要步伐。 2001年,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平息,我國開始研究增強匯率彈性的問題。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2001年的“9·11”事件、2002年的美元大幅貶值、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和非典疫情,大大增加了匯率改革的不確定性,匯率改革再度放緩。 2003年以后,由于人民幣升值預期日趨強烈,加上國外一些人士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日趨白熱化,使這場改革復雜化。 十年磨一劍。這不是一次心血來潮的改革,而是一次逐步漸進、醞釀已久的改革。 一次出其不意、正當其時的改革 今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人民幣匯率改革何時出臺、采取什么方案,“可能是一個出其不意的事情”。 不久前,一些國際投資機構先后發布了5月8日和5月18日人民幣升值的預言,遭到失敗后,這些機構紛紛緘口失聲,炒作人民幣升值的熱錢也在“降溫”;不少人對這一話題已有所遺忘。改革就是在這樣的預期氛圍中“出其不意”地推出了! 但細細剖析,匯率改革出其不意,卻又正當其時: ———我國金融改革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外匯管理正逐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不斷加強,市場工具逐步推廣; ———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9.5%,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3%,正處于“高增長、低通脹”的最佳時期,中國經濟完全有能力應付匯率改革可能帶來的沖擊; ———上半年外匯儲備的存量和增量空前,6月末,外匯儲備飆升至7110億美元,考慮到國家為中國工商銀行注資的150億美元外匯儲備,上半年外匯儲備實際增加了1160億美元,給人民幣帶來較大的升值壓力,有必要通過匯率改革進行調整; ———世界經濟運行平穩,美元利率穩步上升,一部分投機資本開始撤出,相對減輕了匯率改革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 一次富有特色、幅度合理的改革 7月21日,央行新聞發言人這樣敘述人民幣匯率改革內容: 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的變化,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 需要注意的是,“參考一籃子”不等于“盯住一籃子”。專家認為,盯住一籃子貨幣是指按照既定的貨幣種類、權重套算其匯率價值,這樣一來,一國的貨幣當局基本沒有了匯率的定價主動權;而參考一籃子,表明貨幣當局還可以將市場供求關系作為匯率定價的另一個重要依據,據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到2002年,世界上實行盯住一籃子匯率機制的國家只有9個,并且都是人口數量、經濟規模很小的國家。中國作為人口居世界第一、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七的大國,實行盯住一籃子匯率機制顯然不符合實際國情。 2%的升值幅度也是一處妙筆。這一調整幅度主要是根據我國貿易順差程度和結構調整的需要來確定的,同時也考慮了國內企業進行結構調整的適應能力。 談到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總體方針,周小川以兩句話概括:一是在市場供求關系的基礎上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二是要完 善匯率形成機制,使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 周小川說,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實施是“很有藝術性的”,包括方案的選擇,對影響的分析,對時機的選擇等。“在這方面,我們主要是本著主動性、可控性、漸進性的原則。” 周小川說,此次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核心內容有3條: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根據市場供求關系進行浮動;匯率將是浮動的,而且區間是合理的;作了一個初始的匯率的調整,即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 談到匯率改革的準備,周小川說,改革是很敏感的事,需要國內宏觀經濟比較穩定,同時,吸取亞洲金融風波的教訓,需要國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比較健康。所以,中國一直想在改革的順序安排上先抓好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使之確實有實質性的改進。 他說,改革的目標是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就是說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所以,中國逐步放寬了外匯使用、需求、兌換以及攜帶進出境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市場更加能夠反映供求關系。 他說,還有一項條件,就是外匯市場要給企業和金融機構以進行風險管理的工具,如遠期結售匯。這樣,在匯率有所浮動后,企業就可以利用金融市場上的各種工具,保護自己的利益。 “等這幾項事情都做完,從金融方面看條件也就比較具備了,”周小川說,“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之下,看條件都逐漸具備,那么時機就來到了。” 周小川說,這次匯率改革意味著中國購買力的提高,人民幣更加堅挺,價值更高了,對整個經濟好的影響要大大多于負面的影響。 他說,總體看,改革對進口企業比較有利,對出口企業則有一些壓力,當然,這也取決于每個行業和企業的競爭能力。企業的應對策略應該是提高自己的競爭力,使產品升級換代,爭取價錢賣得好一點。 他說,匯率改革表明中國整體開放程度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開放度的提高為中國創造了那么多就業的機會,匯率改革也將是這樣,將來會有助于給人們創造更好的機會。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是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是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內容,符合我國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對于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我們在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是: 1、實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內容,是我們一貫的方針,我們將堅定不移地推進這項改革。 2、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考慮宏觀經濟環境,考慮企業承受能力,考慮金融改革的進度,考慮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主要根據我國自身改革和發展的需要,決定匯率改革的方式、內容和時機。同時,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匯率改革也要考慮對周邊國家、地區以至世界經濟金融的影響。 3、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的主權,每個國家完全有權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匯率制度和合理的匯率水平。我們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只要條件具備,沒有外界壓力我們也會主動推進匯率改革;如果條件不具備,即使外界施加巨大壓力,我們也不會貿然行事。 當前,是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較好時機。目前,我國外匯管理逐步放寬,外匯市場建設不斷加強,市場工具逐步推廣,各項金融改革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宏觀調控成效顯著,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勢頭;世界經濟運行平穩,美元利率穩步上升。這些都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達到預期的改革效果。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內在要求,也是深化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內容,符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的要求,符合我國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是緩解對外貿易不平衡、擴大內需以及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需要。近年來,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持續擴大,加劇了國際收支失衡,今年以來貿易摩擦進一步加劇。適當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有利于貫徹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優化資源配置;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貿易條件;有利于保持物價穩定,降低企業成本;有利于促使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有利于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提高利用外資效果;有利于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 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在短期內會對一些競爭力較弱的行業和企業產生一定影響,但總體上利大于弊。各地和企業要化壓力為機遇,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結構調整,轉換經營機制,轉變增長方式,提升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社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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